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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体育形象塑造的体育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实践


体育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往往是国家的感性标志。每个国家都通过体育展示自身的综合实力,释放本国的魅力,构建良好的形象。我国的体育形象主要是指国内、外公众对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体育体制等内部要素及其在国际体育大赛中所取得的成绩的评价与认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体育形象的认知褒贬参半。如胡晓明通过对美国、日本、非洲等主流媒体的比较与分析,得出国外对中国体育的评价偏向于正面的结论。体育的负面形象主要集中于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方面。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常被描绘成为生产金牌而精密工作的机器,竞技运动员便是这台机器,他们在训练、思想方面遭受体制的压迫,文化素质教育低导致退役生活无保障。国内对于体育形象的认知总体来说正面倾向较多,认可竞技体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促进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肯定体育在人们追求健康生活和精神愉悦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但竞技体育的异化、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薄弱、学生体质下降等负面形象也引发社会媒体或学者关注与讨论。中国已是体育大国,但体育形象仍需进一步提升。通过“文化软实力”寻求国家认同的背景下,体育核心价值观作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深层内容以及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塑造国家体育形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体育价值观与体育核心价值观

体育价值是指体育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等需求,是体育的功能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体育价值观是人们对待体育价值和价值关系的整体的根本认识和观点,是人们感知和认识体育的体现,是人类价值观在体育方面的具体化,是“支配人们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认识基础和精神支柱”。国家体育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体育发展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体育价值观的内核和精华。

当今,多元体育价值观交织,体育工具理性价值观和人文理性价值观博弈。受西方现代体育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追求理性化、标准化、专业化、量化、记录”等为主要特征的体育成了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由此引发诸多异化现象。虽然西方体育价值观中的科学主义容易导致人文精神的迷失,但“更高、更快、更强”“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性的体育价值观念值得借鉴。因此,如何吸取西方体育价值观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等优秀精神理念,并发掘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中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理念,构建我国具有普世性的体育核心价值观,强化我国体育文化影响力,塑造良好中国体育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 体育形象塑造与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构成国家的软实力,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并释放影响力,对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共识。文化最深层次是核心价值观,文化的吸引力主要靠价值观的影响力。所以体育核心价值观是体育形象的核心构成,对体育形象乃至整个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要塑造好我国良好的体育形象,得到国内民众的持久认同和国际社会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把自己‘推出去’,而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套能够被国内认同、国际共享的体育核心价值观念”。因此,通过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塑造和提升我国体育形象,不仅为认识和解读我国体育形象提供有益的方法和视角,并且能在国内社会产生良好的凝聚力,并在国际社会产生良好影响力。

2.1 体育核心价值观决定体育形象的主体性质

体育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体育发展中的集中体现,必然决定体育的管理体制,也自然决定体育形象的主体性质。当前,国际上体育管理存在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结合型3种管理体制。政府管理型(集权)体育体制突出国家意志,强调主权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体育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办体育、体育为国家”,这类体制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使得体育变成了政治对抗的手段和工具。显然,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体育形象是不容易被国际认同和接受的。社会管理型(市场)体育体制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价值,体育主要由各种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管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塑造的体育形象在国际受众眼中更为可信、真实。结合型(政府+市场)体制即政府主导型体制,其体育核心价值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文体育观,既强调政府的主导力量,同时赋予市场和社会体育管理的权力。从体育形象塑造的效果看,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型体制类似。

2.2 体育核心价值观框定体育形象的内容

持有的核心理念不同,所进行的体育实践及发展自然就不同,反映到实践的具体内容上也就存在差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体育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体育实践活动都是客观的、具体的、实在的。这种客观存在是造成其形象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不同,自然在人们心目当中塑造的形象也就不同。

张华通过对中西方价值观及体育核心价值体系产生的背景与调节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方体育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多元社会文化结构和不同的信仰下,尊重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注重道德精神的改造,进而实现在身体与精神平衡发展中的价值认知。其体育形象往往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及其生活碎片化的展现,向外部传递信息:国家能提供给每个公民平等发展的机会,使其充分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国现代体育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思想,注重以人为本,实现体育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与人文价值和谐统一。随着我国体育不同阶段核心价值观的嬗变,体育形象塑造也在变迁。从1984 年描写女排的《用青春谱写胜利之歌》,到2008 年北京奥运会《杜丽别哭》《只要刘翔不疼》《为失利者送上更多掌声》《去享受比赛先不想奖牌》等作品的出现,生动折射我国体育对“人本理念”的关注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从关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转变到淡化民族主义,关注运动员自身。

3 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革,随着体制的深入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传统“以国为本”的价值观体系在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实践,已经不能满足多元化主体对各自利益诉求的需要。要形成合理的体育价值观体系,就是要形成能够充分发挥体育功能、各种主体合理共赢、全社会为发展体育所付出的成本最低,而各个主体所获得的利益最大的一个价值观效果体系。

3.1 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依据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倾向于政府管理型,长期奉行工具理性的发展理念,突出其政治功能,尽管改革的步伐一直未停,但在实践中还是问题重重,也严重矮化我国的体育形象,由此形成重构体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据。在“为国争光”核心理念指引下,我国在体育举国体制下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以“金牌为导向”导致体育界公平竞争、超越自我的精神迷失,运动员对破记录的向往不再是源于精神上超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惜手段的夺冠欲望严重腐蚀体育的原本精神,假球、黑哨、兴奋剂滥用等丑陋现象此起彼伏,如201412月初全国各大新闻网站题为《全世界为何都不欢迎中国游泳队》的文章,直指中国游泳队屡次违规使用兴奋剂,成为体育界的丑闻。

工具理性价值取向的另一弊端就是造成体育发展结构严重失衡,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远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薄弱,人们日益强烈的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青少年难以养成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体质逐年下降。我国体育发展模式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严重影响到国内外民众的社会认同。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影响力仅仅依赖一流的竞技体育成绩远远不够。正如与我国体育体制类似的苏联和东德,“曾经在奥运会上取得过丝毫不逊于我国的辉煌战绩,但两个国家却几乎是在一夜间土崩瓦解,再多金牌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对民众发挥出任何激励作用”。因此,“在时代需要变革的时候,能否及时提出具有变革意义的新理念并积极推行这些新理念,是这些体育强国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3.2 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原则

1)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从价值论看,任何价值观念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提炼体育核心价值观念,主要在于它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或具有能共享的普遍性,“只有将本国与他国的共享价值更多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才能赢得他国及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好感,从而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奠定价值基础”。联合国明确将“和平、发展、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作为普世价值。因此,我国体育核心价值观理应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观念。特殊性则需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特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因子,诸如“和谐”“仁义”等许多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优秀价值理念,它们对于塑造我国体育形象乃至国家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2)坚持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以“国家需要”为根本出发点,过分强调国家本位,长期关注抽象的群体利益,轻视个人利益,忽视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体育的健身、休闲等功能日益凸显,体育成了人们提升生活品质必不可少的内容。体育不仅仅是适应国家需要,更要促进个体的身心全面发展。因此坚持集体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应当是新时期体育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原则之一。

3)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在体育全球化浪潮中,各国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上强烈的体现出同一化。中国体育核心价值观逐渐向国际接轨,民族传统体育逐渐融入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等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全盘西化,而是需要坚持独立自主,进一步强化自我认同。我国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不断深化发展,也要拓展具有世界性的价值,汇入到世界体育发展主流中。

3.3 体育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内涵

1)以人为本——体育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体育始终要以人为核心,群众体育要以满足群众的根本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竞技体育要尊重、爱护运动员和观众,学校体育要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并以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个体价值”既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民本”“仁民”等价值理念的传承,又契合西方文化中“民主”“人权”等观念的价值诉求,具有广泛普适性和很强的包容性,体现国家发展的根本理念。

2)自然和谐——体育的终极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和谐统一的和平文化,在价值取向上首先就表现为“天人合一”,天地人一体,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表现为“以和为贵”“以和为美”,认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友好相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再次表现为“和实生物”,和谐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必然要求[13]。体育发展的本身也需要和谐,与和平相近、与战争相对、与稳定相连。体育的自然和谐价值理念包括体育内部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体育与经济协调发展、体育与教育、文化等的协调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这是对体育内涵和外延的深化认识,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北京奥运会提倡“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自然和谐”与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是人类社会大同的生动体现。

3)公平竞争——体育的灵魂魅力。

公平竞争是体育竞赛的根本,也是体育最大的魅力。费孝通曾经专门谈到:运动员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是体育贡献给社会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2016年俄罗斯田径协会因兴奋剂丑闻而被暂停国际田联会员资格,这无疑给俄罗斯的国家体育形象蒙上了阴影。我国体育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弄虚作假,同时加强与国际体育机构发展伙伴式合作,积极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4 体育核心价值观实践

4.1 体育核心价值观实践的理念更新

1)尊重个体自由。

体育的本源就是追求个体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个体自由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体育权利,关注自由发展;要彻底摈弃“金牌至上”“政治体育”传统理念,注重运动员的人文关怀。在缺乏自由氛围的体制内,“轻伤不下火线”“三从一大”等成为刻苦训练的口号与精神;马林、王晓理等运动员都曾夺冠之后才知晓亲人逝去的噩耗;运动员个性被泯灭,激情被抹杀,有的只是墨守成规和绝对服从。种种现象暴露出尊重个体自由的严重缺失。因此,体育从长远发展谋划,真正尊重“人的体育”,营造独立自由的体育发展环境。20174月,中国篮协组建女篮,由征召制改为邀请制,把原来篮球管理中心发的红头文件改为篮协的邀请函,这事件意义重大,必将是我国职业体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见证。

2)遵循自然规律。

尊重自然规律是指国家体育部门和社会体育团体要从思想上认识和尊重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去除功利思想,充分认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及其内部必须均衡发展。全民健身运动要蓬勃开展,国民体魄更加强健,身心更加健康;运动技术水平继续提高,优势项目得到巩固提升;三大球等集体项目得到跨越式、突破式进展;阳光体育运动要得到切实贯彻,控制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趋势;体育产业要在拉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作用。其次,要认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要求体育发展要具备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近现代体育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环境问题冲突不断,在奥运会的举办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奥林匹克运动体现了人类灿烂的文化与文明,但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植被破坏却在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奥运会后大量场地、设备、设施空置,资源浪费现象突出”。提高各类体育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追求人、自然、体育和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是体育和谐健康发展必须面对和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3)推崇体育精神。

体育的灵魂就是尊重规则、公平竞争。首先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规则。实现公平竞争必须由规则来保障。“规则决定体育竞赛的基本形式和未来走向,中国象棋有中国象棋的规则,国际象棋有国际象棋的规则,如果按国际象棋的走法来对抗一个走中国象棋的选手,体育竞赛就没有意义了”。只有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竞争权利,体育竞赛才有意义。其次,要严格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平竞争要求运动员和裁判员都得讲诚信,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运动员要公正和诚实地参加比赛,裁判员要客观和公正的执裁。另外,要切实保障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法规和竞赛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健全,加大违规违纪成本。在体育竞技中,运动员任意停赛罢赛、使用兴奋剂、恶意犯规、消极比赛、参与赌球等违背公平竞争的行为都应受到严厉惩罚;裁判员执法不公、收受贿赂、吹黑哨等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乃至法办。

4.2 体育核心价值观实践的路径选择

1)政府体育部门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尽管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近年来发生可喜的调整和变化,但西方社会还习惯于批评我国体育政治化。当前,我国体育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多元化、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并且需要大力发展远未成熟的职业体育。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体育领域资源配置的唯一化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迫切要求。体育部门的职能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是中国体育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体育核心价值观实践的重要路径,必将极大提升我国的体育形象。“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不仅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由市场提供则无法实现公平,也因为从国家起源看,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国家最主要的职能,甚至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体育强国的经验是,政府主要负责体育的宏观调控,从体育职能、目标、政策等方面追求体育系统的自我协调,一般按照客观形成的体育市场规模,确定和配置体育产品和服务,让市场决定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价值;政府负责公共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适当参加体育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等。这些为我国体育体制深化改革、弱化体育政治化提供良好借鉴思路。

2)学校体育由体教分离向结合转变。

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学界共识,体育只有回归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学校体育是体育健康发展的前沿阵地,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扎根于此。要解决当前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脱节的问题,就要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任务交给学校,逐步形成以学校为中心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让学校成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地。广大中小学校立足学校自身条件和特色,把业余运动训练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纳入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同时,高等学校充分发挥教学和科研优势,提升运动训练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运动技术水平,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另外,创新竞赛体制,使大中小学相互衔接,举办不同层次运动竞赛。最后,将可职业化的运动项目推向产业化发展,产业化的同时加强规范化,职业比赛与业余比赛严格区分。实现体教结合,由学校、政府、社会共同承担竞技人才培养,与世界体育强国人才培养模式接轨,这有利于塑造我国体育形象。

3)体育社团由虚设向实体转变。

随着社会各界对于体育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体育的支持变得日益重要。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高,意味着政府组织对民间社会干预的相对弱化,意味着社会成员能以更多重身份参与体育管理。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社会组织的数量越多,社会管理主体就越多元。人们可以凭借不同的社会身份、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各种体育功能分化的体育社会组织,满足人们对体育多样化需求。因此,要深化体育社团的改革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大力发展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使社会、个人真正成为支持和管理体育的力量。20121215日,全国第一个去行政化的体育社团——广东五人制足球协会在广州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没有主管单位且管办分离彻底的省级足球协会,这标志着行政垄断各级竞技比赛的体制被打破。2015817日,《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中国足协也与体育总局正式脱钩,“管办分离”正式付诸于实践。按国际惯例,我国在体育范围内全面推行“管办分离”,体育社团由目前的虚设向实体转变,加大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进程,必将促进中国体育的发展,提升我国的体育形象。


 

——摘自:谢培山,邓星华,基于我国体育形象塑造的体育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实践——《体育学刊》2018.02

新时期体育举国体制概念重新认识及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必要性探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理论观点,正确处理好体育领域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新形势下举国体制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通过对改革及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梳理,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为改革奠定基础。

1 体育举国体制概念溯源及重新认识

建国初期,国内体育资源匮乏,体育建设从零起步、举步维艰,与西方国家发达的体育事业相比差距巨大,为了能够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立足,我国政府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举国体制应运而生,但是这一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正式提出。在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在工作报告中总结三十年体育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时,首次对举国体制进行了权威解释: “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

特定历史阶段的举国体制指的是“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国家实施的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分析其内涵,可见此概念反映了举国体制的三个显著特点:一、较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发达体育水平;二、框定于竞技体育领域;三、政府主导竞技体育资源配置。

但是在新时期,举国体制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本文选择从经济学视角入手,对举国体制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在内涵方面,长期以来,为了实现“短时间内赶超”的目标,我国的竞技体育主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主导资源配置。但近年来我国体育健儿摘金夺银,我国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阶段, “短时间内赶超”的特征已经大大减弱。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理论,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和深化实施,都体现了国家对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关系调整的重视。

从外延角度来看,将体育举国体制框定于竞技体育领域的传统认知应当改变。鉴于比拼高下的呈现形式,竞技体育成为建国初期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在赶超型战略的指挥下,政府更容易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的竞技体育,这也导致了群众体育发展迟缓。虽然在竞技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作用更为明显,但并不能否认举国体制在群众体育发展中真实存在的现实。“如果对我国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进行审视的话不难发现,我国社会体育是按照‘中央→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 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的行政管理模式来运行的,是典型的政府管理型体制。无论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还是《全民健身条例》;无论是全民健身路径工程还是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经费、人力、物质等保障下有条不紊地实施的……即都是政府主导下的体育管理体制。”1953年以后,群众体育开始分化,原国家教委主管学校体育,军队主管军事体育,工会主管单位体育,县体委和县团委领导的县以下各级团委负责农村体育。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群众体育资源也完全由政府配置,举国体制在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将体育举国体制重新解读为政府主导体育资源配置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2 体育举国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举国体制为我国体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在竞技体育方面,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战绩。举国体制造就了奥运辉煌,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夺得中国第一块金牌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张怡宁获得第一百块金牌,历时20年;从101金到200金,仅历时8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举国体制为竞技体育注入了巨大能量,奥运辉煌树立了民族自信心、强化了国家认同感。

但是举国体制存在的一些不足也不容忽视,国内关于体育举国体制的存废争议实质为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博弈。主张废除举国体制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政府依旧占据大部分体育资源,导致体育产业发展缺乏基本的市场要素(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和市场行为),企业和资本没有动力去开拓广阔的体育市场,现有的体育市场也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变得畸形。因此,当今体育市场发展的关键是政社分离,政府应当将市场的资源归还市场,让市场自如发展。

2.1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开始了与政府资源配置手段的博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三要素包括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和市场行为。市场主体包含交换物的占有者和接受者,在体育领域体现为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指“为满足社会体育需求的生产体育服务产品的组织机构的集合”)和消费者;市场客体即交换物;市场行为即主体在交换过程中的意志和行为的总称。但是由于政府力量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要素不健全,非政府体育产业主体和交换物处于严重缺位或者半缺位状态。这也是政府和市场在竞技体育领域长期博弈的结果,是政府占主导地位、市场不健全的表现。慢慢地,这种博弈结果造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如下问题。

2.1.1 政府垄断资源,禁锢市场力量,滋生权力寻租

建国初期,在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体制的发展背景下,各级政府建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中央的统一指令建立和领导各级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在2014年以前,政府通过设置赛事审批制度垄断赛事资源,对赛事举办方征收高额的管理费,很多赛事举办方无力承受,导致很多民间赛事举办者望而却步。

由于政府长期垄断体育资源,导致很多环节产生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利用公共的体育资源满足自身需求,或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固定的利益结合体而谋取私利,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利益。在2004年至2014年中超蹒跚发展的十年里,假球、黑哨现象丛生,在资源垄断且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对于足球市场成为政府利益集团的寻租平台的指控频频见诸报端。姚明认为,“赛事审批的实质是从政府的角度决定赛事的存亡。过去举办赛事,没有市场和商业的概念,资源都控制在体育部门手中……什么算全国性赛事?什么算国际性赛事?赛事审批费收取的标准是什么?谁又来监督赛事审批?这些问题中,体育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强,空间太大,也让权力寻租有了可乘之机。”

2.1.2 扭曲政绩观和价值观,管理机制僵化,公共决策失误

各省(区市)重视全运会的程度甚于奥运会,主要原因在于全运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运动员在全运会上的成绩,与相关官员的晋升直接相关。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意志发展的体育格局,影响了运动员的个性化发展,扭曲了竞技体育的价值观。

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20世纪90年代过渡阶段的产物,过渡的目的是保证协会顺利实现实体化。但是,这种“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实现协会实体化,反而导致了政府和市场间更大的矛盾。此外,项目管理中心受人、财、物等资源有限性的限制,难以协同发展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民众的体育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2.2 群众体育举国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群众体育自诞生之初,便是我国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群众体育资源完全由政府主导配置。如第一部分所言,不论在内涵还是外延方面,将举国体制框定于竞技体育领域的传统认知都应当改变。因此,体育举国体制改革,也应当涉及群众体育领域的改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部分地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条件的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追求包括体育在内的更高层次的享受和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民众体育产品的支付能力提供了保障,由此导致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大。但是这些需求往往无法从公共体育服务中得到有效满足,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

3 体育举国体制采取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举国体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应当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市场化机制运作体育,以消除诸如目前职业足球、职业篮球等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这种看法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认清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中西方体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对西方体育发展制度的错误认知。笔者认为,要以放归市场的适宜程度为依据,对举国体制进行分类改革,不能“一刀切”式地取消。

3.1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采取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原因

3.1.1 竞技体育不同项目的群众基础存在差异

体育项目数量众多,以2016年里约奥运会为例,共设有28个大项,306个小项。不同项目有不同的特点,包括技术难度、观赏性、训练成本等都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导致各项目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有所差别。群众基础广泛,是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我国群众基础比较广泛的项目有男子足球、男子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而射箭、射击、马术以及田径的一些项目等虽然位列奥运项目,却鉴于本身的观赏性不强、开展难度大、可参与性差或参与成本高等原因,未能凝聚起较高的群众关注度,成为体育项目中的冷门。冷门项目在短时期内还不具备放归市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保证项目结构均衡性和项目发展公平性,在现阶段应当继续对其坚持举国体制,即依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保证其稳定发展。

3.1.2 竞技体育不同环节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尽相同

竞技体育的环节包括竞赛组织、人才培养、运动训练、决策管理等等,不同环节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尽相同。例如,一些项目(如群众基础雄厚的足球和篮球)的竞赛环节,可通过实体化后的协会调动市场力量组织赛事,实现放归市场。但是对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运动训练环节来说,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全交由市场,且人才培养和运动训练环节涉及面更广、牵涉问题更复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世界上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培养模式,二是学校培养模式,三是俱乐部培养模式,四是个人培养模式。其中,国家培养模式和学校培养模式在我国本质上依然属于政府配置资源。

1)当前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依然主要依靠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依然主要依靠体育系统,采用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队为核心的金字塔式三级训练网。此外,依靠教育系统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振兴。1986年,我国开始了通过高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探索之路,原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拉开了我国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序幕,并在其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形成了“一条龙”训练网。“‘一条龙’训练网是指学校对小、中、大学中具有运动发展潜质的部分学生运动员,利用课余时间,以组成运动队的形式,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科学训练,以提高其运动竞技水平乃至综合素质等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训练过程。其中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大学阶段分别是学生运动员训练的基础时期、关键时期以及成才时期。‘一条龙’训练网是对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网体制’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北京大学和北大附中、101中学、123中学、昌平二中建立联系,为这些中学提供训练场所、部分训练经费和器材,这些中学为北大输送思想品质好、学习合格、训练水平和运动成绩高的学生。再如,2013225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对“校园足球”的发展目标做过明确界定:“发展‘校园足球’要实现三大目标,即推进体育教育改革、成为竞技人才成长的通道、使体育真正成为学校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12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成为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文件指出“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要创新体育后备人才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培养模式;要强化青少年三级训练网络建设,积极扩大初级训练规模,创新发展中级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高级训练质量;鼓励优质体育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有机互补,联合名校办名队,共同打造特色项目和优势项目”。可见,体育系统的三级训练网和教育系统的“一条龙”训练模式依旧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

2)个人培养模式和俱乐部培养模式仍未成熟。尽管俱乐部培养和个人培养都开始了尝试和探索,也不乏成功案例,但目前对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贡献率较低。个人培养模式鉴于成本高、投入大、教练资源缺乏等问题尚难以普及。俱乐部培养模式同样处于摸索阶段,以广州恒大足球青训学校为例,其通过向国际上先进的足球青训俱乐部学习,加上自我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途径,真正实现体教结合,且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由于其毕竟处于发展初期,也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无法完全承担起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重任。

目前,在个人和俱乐部培养模式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必须继续依靠传统的三级训练网,同时着力巩固和创新学校“一条龙”培养模式。就我国而言,这两种模式仍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表现,即展现了体育举国体制在新时期的内涵。

3.2 群众体育举国体制采取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体育产业发展不均衡以及群众体育需求差异,针对农村等经济落后地区的群体以及城市内经济弱势群体,仍需要举国体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而经济强势群体体育需求的满足则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首先,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从总体上看,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更高、可支配收入也更高。在城市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群众体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心理需求要素和支付能力要素,提供体育服务的职业劳动者和劳动组织日益增多,最终导致群众体育产业的形成。但是农村缺少体育产业生存的土壤,无法建构起群众体育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代体育基本结构,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难以推动群众体育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其次,我国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实力差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以效率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个人因素(教育、身体、能力等)对收入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人员分流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都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压力使得他们对体育满足享受、发展需求的价值认同度较低,有限的经济实力也导致其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因此,现阶段依旧需要继续借助政府力量,将群众体育纳入社会经济的公共领域,作为社会福利品提供给广大经济实力较弱的民众。而对于经济强势群体个性化、高品质的体育需求,则应尽量交由市场来生产和满足。

4 体育举国体制改革方向探究

4.1 改革的总目标

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举国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总体上形成政府行使服务、监督等宏观调控职能,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发展局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发挥市场作用,也发挥政府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笔者提到要“总体上”形成该局面,而非“完全”,因为针对某些具体的体育项目和环节来说,由政府配置资源更为高效。

4.2 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现阶段的改革目标应当以放归市场的适宜程度为依据,对竞技体育不同项目和环节,以及群众体育的不同参与群体进行分类,采取相应改革措施。适宜放归市场的及时放归市场,不适宜放归市场的应当继续由政府进行全方位或者局部主导。

4.3 改革原则

举国体制改革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手段,即不能“一刀切”地取消举国体制;二是采取分类式改革手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整体性地强化、弱化政府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摘自:王一然,新时期体育举国体制概念重新认识及渐进式分类改革的必要性探究——《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02

 

竞技体育伦理失范主体间矛盾及其破解


1 竞技体育伦理失范及其主体分析

1.1 竞技体育伦理“失范”现象

竞赛是竞技体育的核心存在方式,获得比赛胜利是其主要目标。强烈的竞技性,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对超越自我及超越极限的不断追求等特性使得竞技体育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并成为鼓舞大众的重要精神力量。

体育伦理是在体育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约束体育从业人员及体育团体组织的基本行为准则。体育伦理失范则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在体育伦理方面的越轨现象。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游泳选手陈欣怡兴奋剂药检呈阳性;2017年天津自行车女选手董晓艳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等。这些近在咫尺的事件一次次向竞技体育从业人员和公众敲响警钟。其实,兴奋剂仅仅是竞技体育伦理失范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中国竞技体育伦理失范涉及面极广,假球、黑哨、球霸等现象屡遭曝光,竞技体育伦理面临严峻挑战。体育伦理失范不仅从现象上表现为体育精神的失落,而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竞技体育在社会公众、舆论世界的形象,从而也成为制约和影响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

1.2 竞技伦理“失范”的剖析

竞技体育何以成为伦理问题频发的“重灾区”,学界已有相当的分析。这其中,功利主义和市场化是经常被人提及的两个重要原因:功利主义的社会道德氛围及“金牌至上”的引导使个别运动员、运动队企图以不道德行为来取得较好的成绩;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市场化对体育道德的外在冲击,使一些运动员、运动队、体育团体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采用种种违规手段提高运动成绩,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与发展迅速的竞技体育相比,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对违规行为监管的缺位,也被普遍认为是引发体育伦理失范行为的重要因素。低廉的机会成本和巨大的收益诱惑,成为突破道德底线的直接诱因。

应当承认,社会道德的外部影响、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击、体育立法及管理监督体系不完善是客观存在,且在相当程度上对竞技体育伦理失范现象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均从属于外部诱因。从伦理实践行为而论,一切外在诱因必须最终作用于伦理主体,才能最终形成具体的伦理失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竞技体育伦理主体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官员等对伦理失范的后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道德主体责任问题上,中国体育界其实也给予了很多的强调。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张吉龙在谈到造成足球“黑哨”等腐败现象的原因时曾认为,根本在于各方面都忽视了“自律”的问题。“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你首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影响负责。对裁判员来说是这样,对俱乐部老总和媒体也是一样”。然而,问题在于,个人的道德保证,乃至道德自律能否约束集体行为,从而进一步净化体坛整体风气一直以来都存在大的问题。诚然,道德自律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减少违法、违规的个体行为,但是,一旦个体道德自律遭遇到“集体荣誉”“集体命运”的选择,譬如球队要面对的降级压力、或冲击奖牌,振奋民族精神等更为宏大的“道德抉择”,“道德自律”就不仅会陷入两难的困境,甚至将面临被边缘化的窘迫。更不用说,道德自律在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时本就显得苍白与脆弱。

伦理主体理论分析窘迫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缺少一整套对体育伦理主体进行理论分析的足够有效的话语体系,从而被迫陷入失语的尴尬。由于这种尴尬,谴责个体在面对利益诱惑时未能做到自律、在腐败的环境下随波逐流,亵渎体育精神或者从市场经济、功利主义乃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道德范畴之外的因素讨论个体“堕落”导致伦理失范,就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

1.3 竞技体育伦理主体及其分类

1932年,美国当代学者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曾分析了“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的现象。尼布尔认为: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天生的理性能力,个人可以成为道德的人,并具有正义感;但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群体来说,“群体缺乏理性去引导与抑制他们的冲动,缺乏自我超越能力,不能理解他人的需要,因而比个人更难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换言之,在社会群体中,个体的利己冲动将直接导致其对他人需要的漠视,从而导致“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矛盾,这一现象也被学界称为“尼布尔悖论”。

更为重要的是,由“尼布尔悖论”揭示出一个事实:虽然群体由个体构成,但在伦理行为的结果上,两个主体却存在着显在的矛盾。

反观我国竞技体育,在伦理失范问题上,重个体、轻群体的倾向颇为明显。“尼布尔悖论”也由此构成分析竞技体育伦理失范的一个极好的理论切入点。一方面,在竞技体育中,“尼布尔悖论”现象几乎随处可见。譬如,在体育竞赛中被视作“战术”广泛使用的战术犯规、故意犯规等,究其实质都可被视为“尼布尔悖论”的体现。战术犯规是在运动竞赛中为了赢得比赛的胜利,采用某些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的犯规。在比赛中很多教练都会安排战术犯规,以消解对方在人数、空间等方面的优势,或是让比赛被迫中断,达到影响比赛走向的目的。故意犯规则是故意对对方运动员造成伤害的犯规。在规则范畴内,故意犯规虽然会遭到判罚,甚至被驱逐离场,但自己队伍却也往往能通过犯规取得优势。战术犯规、故意犯规虽然在现象上表现为犯规者个体的主动选择,但从本质而言,犯规特别是故意犯规就是违背体育道德。在许多时候,甚至也是违背运动员个体的道德准则的。然而,这一主动选择的背后却是群体的默认,甚至是鼓励。

另一方面,从体育伦理失范的现实看,失范主体越来越呈现出“群体性”的特征。仍以兴奋剂使用为例,1994年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因群体使用兴奋剂被剥夺12枚金牌,2017年北京奥运会复核时三名举重女运动员尿检呈阳性。这些涉及多名运动员的兴奋剂使用事件中,“群体性”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正视“群体伦理失范”现象已是当务之急。有学者曾颇为精辟地指出,“参与一项竞技体育活动所必要遵守的正式规则并不能作为提供禁止犯规的道德理由。对一个想尽办法想要取得更好比赛成绩而不重视比赛过程的选手而言,欺骗或使用暴力就可能会成为缺失道德的比赛策略性问题”。如果把这里的“选手”理解为“团队”,或许更加触及竞技体育道德问题的核心。再者,伦理本身即是一个社会性、群体性的范畴,在团体合作紧密的体育运动场上,群体道德属性尤为突出。如果群体的伦理价值体系发生偏差,单独个体的操守,不仅无能为力,更往往以随波逐流告终。

由此,在面对竞技体育伦理的主体问题时,首先对个体和群体两大类主体进行区分,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求二者之间的沟通、中介,也就成为体育伦理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诚如尼布尔所述,需要“在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和社会群体的社会道德行为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别,并根据这一区别说明那些总是让纯粹个人道德观念感到困惑难堪的政治策略的必要性和存在的理由”。

2 “尼布尔悖论”与中国竞技体育伦理

2.1 文化语境的裂变与困境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通过“慎独”“修己”“三省吾身”等理念强调个人道德方面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反思,又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规则制定维护群体道德。这一整套个人与集体的道德规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平衡社会伦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儒家传统道德体系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更准确地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植根于农耕文明、家族伦理的儒家道德规范无法适应以大工业生产、资本运行为社会生产基本方式的现代生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完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基于个人信用的社会道德系统同样没有得到很好的确立。1840年以来,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更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集体道德”和“群体认同”;19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但也使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逐渐成为较为普泛的社会认同。中国竞技体育恰恰就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旧道德体系陷入崩溃,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成——中开始了其突飞猛进的市场化进程。较之其他人类活动,竞技体育自身的竞技性、团体合作性、荣誉感等又显得极为突出,由此,群体与个人之间,小群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显得尤为激烈。在面对无论是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在国内赛事中“为省(家乡)添彩”,还是为获得更多的资金、利益,竞技体育对“更高、更强、更快”公平追逐的道德信仰,开始出现“让步”,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假球、让球、兴奋剂,乃至于赛场暴力、贪腐贿赂等现象开始逐渐腐蚀本来就尚未健壮的竞技体育肌体。个体在遭遇这样的集体信念时,最终选择蜕变,就成为一种遗憾但却无奈甚至局部普遍的事实。

在尼布尔看来,“群体行为属于自然秩序的范畴,不完全接受理性和良知的控制”。也就是说,人类群体的结合是自然运动的产物。所以人类群体并不像个体那样理性与良知是其天性,恰如一切自然群落一样,人类群体的“自私性”成为不可避免的天然存在。也正因为如此,群体的理性与公正,必须通过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建设予以保障。尽管尼布尔对于人类集体的自然秩序的判断失之于简单,但他由此生发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信服的。尼布尔把社会公正看作道德的最高理想,并且认为“公正”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得以实现,因为“在群体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伦理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英文中的政治(Politics)同汉语中大众所接受的作为社会治理,或者维护统治的意义稍有不同。它是指“the process of makingdecisions applying to all members of each group”,也即“做出每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能遵循的决定的过程”。所谓的政治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都属于处理政治关系的手段抑或过程。

反观中国竞技体育,当社会公众面临竞技伦理失范时,一方面固然有谴责、批评,但另一方面,却同样存在着将竞技体育道德这一本来是“政治关系”领域的范畴伦理化,以亲缘关系,而非政治关系考量的倾向。尤其在国际赛事中,百年的屈辱史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容易将这种“亲缘关系”泛化至国家层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国人面对归化球员的态度。作为中国球员的何智丽,改名为“小山智丽”之后,在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接连打败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单打冠军。社会舆论近乎单方面的斥责和批评。批评的焦点也集中于何智丽的“叛国”,而对于当时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乃至举国体制自身内在存在的问题的反思却显得不合时宜。

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伦理关系”回归“政治关系”的趋势已开始逐渐形成,呼吁以法治介入体育伦理问题,强化法制建设等观点已渐成学界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从道德自身而言,作为道德主要监督途径的社会舆论在最近十余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的电子传媒为竞技体育的舆论监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将体育道德的监督力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电子传媒语境中,个体道德失范事件所掀起的不仅仅是针对涉事个体的浪花,其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可扩大为群体的浪潮,从某一项目到整个竞技体育领域都会引发大众的激烈讨论。体育立法建设和舆论监督的社会化,是体育道德走出“伦理关系”走向“政治关系”的重要表现。

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归根结底道德是以个体的自由选择为依归,以舆论而非强制为主要监督系统的理论范畴。法制作为道德的底线,对强化道德认同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法律、法规过度介入道德事务,甚至道德问题法治化,对于良性的社会伦理系统的架构,未必是一件好事;同时,社会舆论的监督是道德伦理建构的基本动力和规范结构。但是社会舆论自身同样存在一个伦理秩序问题,大众舆论对于“曝光”“丑闻”的天然性追逐在电子媒介时代同样被放大化,以正义、道德之名施加“绑架”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尼布尔悖论”的警钟依然存在,悖论的消解远未水到渠成,那么,从理论角度而言,走出体育伦理领域的“尼布尔悖论”又有怎样的可能呢?

2.2 个体与群体道德矛盾的剖析

与“尼布尔悖论”所展示出的个体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的矛盾相类似。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意谓个体的理性在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每个人根据自利的原则,从最大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自身的行为,但这一选择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整个集体的利益不能达到最大化,甚至受到严重的损害,从而最后导致个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除非一个集团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那么,横亘在个体与群体、个人理性与集体无理性之间的巨大鸿沟又当通过怎样的逻辑中介才可以获得更加完满的架构呢? 答案似乎很简单,信任。经由信任,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一致的“理性选择”,由此,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实现共赢也就成为可能。然而,恰恰在“信任”这个问题上,我们又遭遇着巨大的挑战。

2.3 信任的缺失:个体与群体的中介危机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中“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的判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不可否认,信任的缺失,已经构成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受到冲击、道德联系和约束缺失的重要缘由,而这些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减弱,从而构成一个近乎无解的“阐释循环”。

信任危机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不容低估。有学者尝试描画出一幅“道德信用—伦理信任—文化信心”的危机病理图谱,以勾画出信任危机发展的伦理轨迹:首先,由个体道德信用问题转换为群体伦理信任问题,由道德信用缺失引发人际不信任,因而信任危机最初往往被简单诊断为道德信用问题;其次,由群体伦理信任问题转换为诸群体间的伦理信任问题。人际不信任的个别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普遍化或“社会化”为对不道德的个体所承载的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的不信任,而后经由角色不信任、群体不信任,演绎为群体之间的互不信任,生成伦理信任危机,最后,由诸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危机演绎为文化信心危机。

反观体育领域,信任危机集中表现为公众对体育公共权力的怀疑。就理论而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信任通过沟通达成规则、制度的设置,即用“法治”来体现。在这一意义上说,“规则”实质上构成公共权力的具体化。规则是适用于社会集体和个人的普遍准则。它制约着群体里的所有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法制、规则自身的道德属性可以通过规则自身的进化得到完善,对于规则的遵循也必将推动体育伦理的向善性架构。但是,由于规则的使用过程中难免存在难以判定的“模糊地带”,因此,规则必然允许和设置一个参与者在授权的范围内对某些环节进行必要的决断。在这个意义上,“决断者”也就成为公共权力的化身和代言人。在法律领域,法院、法官便扮演着这一“决断”的角色,而在竞技体育领域,裁判便扮演着体育公共权力的代言人角色。这一角色的设置,用以解决“模糊地带”对竞技体育比赛效果的即时性影响,但裁判这个赛场上的“绝对权威”自身又不可避免地处于某些利益群体之中。裁判自身的堕落与腐败,对于体育伦理的影响是致命的,并集中呈现出竞技体育的“信任危机”。

2002年,震惊世人的中国足坛“反黑风暴”中,龚建平以锒铛入狱收场。随后,“金哨”陆俊和国际级裁判黄俊杰、周伟新陆续被捕,中国足球裁判的声誉跌至谷底。“上海中远足球俱乐部砸下了上亿的资金,创下了主场全胜,客场却直到最后两场才赢一回的奇观……绿城老板宋卫平主动并且公开承认曾不止一次地向不止一个裁判送钱”。近年来,杭州、广西和上海等地对“黑哨”内幕的一再曝光,再次使“黑哨”成为笼罩在中国足坛的巨大阴霾。

足球之外,中国本土联赛CBA2005年起也经常性邀请外籍裁判前来执法。王宗平认为长期以来的主场哨、偏哨现象,甚至黑哨传闻,造成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内裁判在球迷、观众心目中的公正性已经降至低谷。“裁判信任危机已不是单纯的业务水平问题,中国裁判并不是独立存在,他们与教练、球员、省市地方体育部门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裁判吹罚一场比赛往往更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关系,随时面临着交易、妥协的情况”。当前中国足球、篮球裁判面临的信任危机,是整个中国竞技体育面临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而由信任危机引发的公众对于竞技体育公正性的普遍质疑,也成为竞技体育自我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重负。

信任日渐式微,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公共诚信危机以及难以量化的公众心理伤害,尤其是当体育道德问题成为导火索后,重塑信任桥梁的任务难上加难,恢复体育伦理的进程举步维艰。如何重塑信任,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挑战的巨大课题。王宗平认为体育目前面临的信任危机,与现行体制机制不无关系。“化解中国体育信任危机,必须梳理好竞技体育体制,理顺联赛体制机制”。卢元镇则认为,“体育信任危机产生于运动成绩的谎言化,以及随之带来的运动手段的谎言化”。功利化之后的竞技体育衍生出诸如兴奋剂、假球、黑哨、年龄造假等谎言化行为,直接导致运动员之间、观众与运动员之间信任的匮乏,对裁判的质疑是信任丧失的必然结果。“化解中国体育面临的信任危机,必须清除运动场上的谎言”。

在本质上,机制的改革和“谎言化”的祛除恰恰是竞技体育道德完善的两个维度。前者诉诸于群体道德“政治关系”的建构;后者则强调从个体道德完善出发,寻求个体之间“信任”的重建。同时,也有学者从历史维度着眼,认为传统道德价值(如“诚”“信”)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现代社会中,信任产生的环境已经远离熟悉的情感关系而直接进入社会领域,由伦理世界之中的个体信任转变为道德世界之中的社会信任。最终要重新将失落的孤独个体与伦理实体相连接,打通“道德—伦理”世界的联系,通过建构文化氛围、重新塑造“人”的方式重建“信任自觉”。

重建信任自觉已是学界和社会的共识,但是,从个体到社会,从基于群体道德建构的“规则”建设与基于个体道德的人格完善之间其实依然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断裂。信任本身充当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中介,但如果在重建信任的过程中仅只从中介的两端——群体和个体入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信任作为中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尼布尔悖论”的存在,也使得信任重建的最终指向——伦理建构变得模糊了起来。

作为中介的“信任”的重建,不仅要关注其中介的对象,更要直面中介自身。“程序正义”理论,为“信任”这一中介自身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论基础。

3 程序正义:走出“尼布尔悖论”的一种可能

3.1 “程序正义”在竞技体育伦理建构中的担当

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出版了其最重要的著作《正义论》。在这部或许是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中,罗尔斯提出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中,“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有一个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独立标准和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也就是说结果和程序都达到了正义的要求,而程序的正义正是以结果的正义为判断标准的,但“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的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最理想的情形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纯粹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他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不难发现,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某种实体基础,而是源自程序本身,是程序的正确、公平决定了结果的正义,这也就是“程序正义”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的根本缘由。罗尔斯“程序正义”的思想,对于规避当前体育伦理失范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前文已尝试证明,走出竞技体育伦理领域中的“尼布尔悖论”,离不开竞技体育伦理的两个主体——“个体”与“群体”及其中介“信任”的建构。在这三方面的建设中,作为中介的“信任重建”对于弥合个体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所呈现的矛盾与悖论则更为关键。“程序正义”的着眼点不在“实体”,不在对“个体”和“群体”的道德、伦理指向的确认与建构。程序本身不是目的,程序是保证作为结果的“正义”的一种形式和中介;“程序正义”所强调的恰在于对作为过程性、中介性的“程序”的“遵守”。经由程序,确认信任,经由对程序的遵守,达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任,并最终消弭个体与群体之间因理性/自然、亲缘/政治的矛盾而呈现出的道德悖论。不仅是合乎学理的逻辑推论,更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性。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每一个人的利益(a);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b)。

其中第一条被称为“最大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条(a)称之为“差异原则”,(b)称为“机会公平平等原则”。对于竞技体育而言,每个人、每个个体、每一拥有自由选择的理性个体,都拥有着平等的权利要求。这就意味着,在竞技赛场上,个体的权利是平等的。裁判尽管扮演着场上的“绝对权威”,教练员扮演着竞技团队的“绝对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意味着裁判和教练员拥有高于运动员的权利。裁判执法、教练员的技战术安排,应当有恰当的“程序”保证其判断的正义性。譬如,裁判中立原则、回避原则在实质上就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践行。在对裁判信任匮乏的当下,为保障裁判的绝对权威,关键场次甚至可以采取赛前随机确定裁判等方式,通过程序设置,增加投机成本,规避腐败。同时,在竞技体育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家族”而非“政治”关系,教练员往往扮演着“家长”而非社会意义上的“教练”的角色。因此通过法律、法规程序的设置,重新界定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使教练员在战术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权威的同时,也对场上发生的运动员的战术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是规避违规现象和腐败的有效手段。

总之,重构信任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完善的制度、规范,特别是程序性的制度。恰如尼布尔所揭示的那样,道德,尤其是群体性道德的建设必须通过规则、秩序,通过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来确保一种良性的“政治关系”的达成,进而形成主体之间的信任,使社会成员对于遵守规范从认知开始,逐渐加以接受,直至实现内化,最终促进内在德化与外在法治的同步发展。

3.2 程序正义与法治语境

“程序正义”为体育道德失范的伦理救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程序正义”的基本诉求在于对公平的坚守。在罗尔斯看来,只追求最终结果的正义而忽视得到正义的过程,会造成社会规则的进一步破坏,对达到最终的正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某种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法治对于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要求,同样是对“程序正义”合理性因子的发展。

就竞技体育而言,一方面,“程序正义”的理念有利于消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道德对立。基于“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任得到弥合,而经由“差异原则”,个体可以通过恰当的程序保障自身的道德选择甚至影响群体的道德选择和走向,同时群体对于宏大的“道德抉择”可以通过恰当、规范的程序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诉求。另一方面,在处理竞技赛场上的“模糊地带”问题上,“程序正义”通过对强化“执法”规范性的强调,使执法人员恪守形式的正义原则,每个环节和步骤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力和规定的程序进行。在杜绝争议,形成最大道德选择公约数方面,更有其不可替代性。第三,“程序正义”明确突出“程序”中每一主体的主体性,体现了其严格的主体评价标准。在个人层面,要求运动员等个体加强体育道德自律,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舆论监督的主体意识,增强个人道德使命,重塑个体信用;在政府层面,要求政府部门重新建设公信力,主动接受公众监督,重塑政府信用,同时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在强化和加快体育领域政府职能转型及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恰当的程序,形成为业内承认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评价机制,并通过推动立法工作,使道德失范的行为不仅受到舆论的谴责,更在法律层面保障这种谴责自身的向善性;在社会层面,要求体育组织之间树立起诚信意识,建立诚信契约机制;在教育方面,完善体育道德教育体系,加强体育诚信道德教育力度,共同建造并完善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各个层面主体责任分明,协调建构竞技体育伦理机制。

强化道德与法规的协同作用,使“程序正义”与法治体育互为表里,重塑信任,完善体育道德约束机制,唤醒体育精神,竞技体育伦理失范必将成为历史。


 

——摘自:曹景川,竞技体育伦理失范主体间矛盾及其破解——《体育研究与教育》,2018.01

类意识视角下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研究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为了敬仰神灵、规避战乱、稳定秩序,为全世界人民创造了一项“福祉”——神圣休战。“神圣休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体现了体育运动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它强化了“类”意识,淡化了“种”意识。2015年,习总书记在接见国际奥协主席艾哈迈德时说:“体育运动在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其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这也正是“类意识”的体现。实践证明,通过体育维护世界和平、超越自我、向往神圣是国际体育追求的理想境界,它具有明显的“类意识”特征。2008年北京奥运会,促进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竞技体育水平的快速提升,而与之相匹配的综合素质培养却没有与时俱进。长期以来,我国对运动员的培养始终是以“夺标”为首要目标,这种思想的极端化,可能导致把运动员当成了“夺金”的工具,运动员被“物化”、“异化”,是以牺牲大部分运动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代价,这严重违背了“类意识”的思想和奥运宗旨。在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对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培养,导致运动员并未发挥其自身文化优势,从而得不到世界认同。这样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应汲取教训,在未来的优秀运动员培养上,在中国要面向世界和平崛起的全新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基于类意识的视角,把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的问题提到议程,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和优秀的文化素养获得国际体育社会的认同,并促使其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这才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1 类意识与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的相关评述

1.1 类意识与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

类意识一词最早由吉丁斯提出,主要泛指“人类意识”,强调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同,以一个世界公民来观察和对待自身。在承认全球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个人、种族、国家利益的局限,以全人类共同的视野去认识、处理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类意识”使人们抛开了狭隘的地域和民族意识,形成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基础和理想,引导和推动人类不断进步。而体育领域的类意识则可概括为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有助于培育合作、共赢、夺标、育人的国际主义体育思维方式。因此,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培养要与时俱进,需建立起正确的“类意识”观念,从人类共同性和共同理想上思考其发展方向,吸收和借鉴世界的普适性人文价值理念,摆脱单纯强调群体意识的束缚,融入世界体育。在这过程中,我们要摒弃单纯夺标、富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体育种意识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尽管曾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但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发展,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最终指向和升华为人类的“类意识”——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形象的建立和完善。基于“类意识”视角,研究我国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问题,对于培养优秀运动员具有战略意义。

过去我国体育领域“物化”、“异化”现象严重,运动员作为体育的主体,也发生了很多“物化”、“异化”的现象。运动员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运动员。因此,今天谈优秀运动员的培养问题,首先必须拥有作为人所具备的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人文素质等。同时,优秀运动员作为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才,还应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在过往的研究中,对“综合素质”最早的提法出现于朱维仁(1959)关于怎样进行身体训练的研究,但当时所描述的“综合素质”仅仅是对运动员速度、耐力等各单项素质的综合考察,仍然是对以训练、比赛为培养目标的身体素质的研究。随着体育科研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展。以前对运动员速度、耐力、力量等身体素质的要求都只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对优秀运动员的要求肯定不仅仅是身体素质,而更要求他们具备文化素养、心理素质、思想道德情操等综合素质。因此,一个具有“类意识”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是不断超越自我、充分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单单具有高水平的运动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应逐步增加运动心理素质和社会学类素质等内容。据此,将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定义为:运动员在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在先天素质的基础上,将“类意识”理念增加到训练、比赛、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中,并通过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各种环境的刺激,所产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良性主体性品质的综合反映。

1.2 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的意义

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关系到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过去,对运动员的培养一般侧重于对其身体素质的考量,而忽略了其综合素质的衡量,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如此,社会、群众的观念亦如此。长期以来,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水平整体不高,这与我们以比赛成绩作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是分不开的。与教育系统的“分数至上”一样,“金牌至上”的思想在体育领域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虽然在新世纪之后,对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培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出现了很多“体教结合”、“竞教结合”等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的有益探索,但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稍显滞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运动员培养思想、方式、内容的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传统的培养模式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循此,基于“类意识”的视角,对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则需变革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思想、方式、内容,更需将“类意识”的思想融入到运动员的竞赛、选材、教学、训练、恢复、评价六大过程的认识和实践中。这其中,对其综合素质培养思想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科学、系统的指导思想,能起到正确的导向、鉴定、诊断、激励和教育的作用,使之有限的资源向合理、正确的方向流动。同时,能促进教练员改进传统的训练和培养方式,优秀运动员呈现出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心态。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应以类意识为主导思想,并将综合素质相关指标贯穿于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之中,是十分必要和非常迫切的。因此,只有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才能充分激发出运动员科学训练的主观能动性,增强运动员运动生涯的可持续性。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是加强其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人力资源深层次开发的重要途径。基于“类意识”的视角,完善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模式,注重其综合素质的提高,能够有效引导我国体育系统管理、训练、评价方式的转变,更新我国体育的发展方式,进而去适应国际体育社会的发展。

1.3 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的历史演进

西方体育于19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开端,其是在民族屈辱、悲痛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并在借鉴过程中,意图以西方体育实现“强兵强种”之目的,将强身、强兵、强国作为当时的培养目标,在军事化意味浓厚的体育教育中,体质、精神状态、战争实用性等成为当时的评价标准。至20世纪20年代,我国体育竞赛体制初步形成。但官方对运动员培养目标、综合素质培养等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文字记录。在此阶段,我国通过体育实现了“三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种性”、“物性”和满足国家的政治需求,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体育的首要目标,当时体育主管部门公布了一项政治意味浓厚的“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随后体育与政治思想纠缠了几十年之久。此时的运动员培养不仅包括身体素质、运动成绩,亦同政治思想挂钩。主要借鉴苏联运动竞赛等级制度为蓝本的运动员培养体系,以运动技术为主要指标。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政治表现成为对运动员评价的重要标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体育的政治需求被推向极致,很多优秀运动员因为政治素养不过关,成为被下放改造的对象,致使我国各项体育事业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三级训练网”成为当时运动员的主要培养模式,但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仍以“比赛成绩”为尺度,并忽略了科学文化知识、人文素质等评判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体育体制改革,使得许多体育项目开始走市场化、社会化道路,这给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与自我成长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竞技能力附带的经济价值成为其评价的新增标准。进入新世纪以来,体育研究逐步深入、国家体育思想进一步变革,“培养体质健康的公民”成为新时期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优秀运动员不仅应具有世界水平的竞技能力,更需具有“类意识”观念的综合素质。

2 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的必然性

2.1 类意识思想的时代诉求

“类”强调人类的共同性,“类意识”使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归属于全人类的整体。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正处于大竞争、高合作、深摩擦的格局,人类的自我意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地提高,只有从自我意识不断深化、提升到“类意识”上,人类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中国体育借由改革开放的大潮,才得以真正深入、全面地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行列中,同时也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知识与思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体育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我们培养运动员的思想却落后于人类自我进化的进程。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类意识”的回归,要求我们培养具有“类意识”的运动员。新时代背景下,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人力、物力的竞争,而是将触角延伸至知识、科技、人才等领域,这也早已被世界所公认。过分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培养,已不能满足当前对优秀运动员培养的需求。单纯的运动技术水平高超,而综合素质低下,既不利于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保持,也不利于其退役后的生活。因此,虽然目前我国对优秀运动员的培养目标里没有明确提出对“类意识”的强化,但现实需求已非常明确,时代需要“类意识”思想的灌注。也正基于此,我们要在“类意识”思想的指导下,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且具备完善综合素质的优秀运动员。

2.2 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观念亟需更新

长期以来,种意识浸润着中国体育,渗透到运动员培养的方方面面,涉及体育竞赛、选材、教学、训练、恢复、评价、管理等各个领域。一直以来,我国对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观念围绕在重夺标、轻育人上,而我们的教育和体育的培养目标更多的是从培养中国公民的角度出发,“重种轻类”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培养运动员的观念出了问题,其落后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洪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相背而驰。在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过于强调体育的政治价值,过分强化了运动员的种意识,而淡化了其类意识。对于经过了近4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体育来说,我们虽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知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但对运动员的培养观念仍然是落后的。这种培养观念的影响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原有的专业队培养模式下,运动员过早的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提前结束了系统的文化学习,失去了同龄人理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虽然在专业队的训练中,国家反复强调要加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但是在重体轻育、重种轻类的思想影响下,文化教育多流于形式,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储备远低于同龄人。其次,在我国现有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下,世界冠军、全国冠军所能享有的就业和求学优势是其他冠军运动员及普通运动员所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的造成了不同层次运动员的不平等待遇。最后,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热潮的袭来,优秀运动员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是形成具有国际文化认同不可多得的优势。因此,以培养优秀运动员为媒介,将“类意识”融入到指导思想之中,更新落后的、具有强烈种意识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结,形成具有国际视野的科学指导思想。

2.3 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内容的精神缺失

纵观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金牌至上”始终是优秀运动员培养的方向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选材、训练、竞赛等与“夺金”直接相关的环节。在实践领域,多单纯以“比赛成绩”作为评价、表彰、奖励的标准,即便在理论研究层面,也是以提高运动成绩、运动技术水平为目标的运动员专项素质、身体素质、运动心理素质培养为主,综合素质培养很少见,以致我国优秀运动员缺乏公共体育精神、综合素质水平低下。因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将精神层面的培养纳入到综合素质培养体系中,以“类意识”为视角,研究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培养问题,以期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国家优秀运动员培养思想、方式、内容的变革,使得优秀运动员能够超越局部或本国的短期利益,树立远大理想,为全人类的和平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此外,目前体育体制改革主要着力于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等管理、体制层面的变革,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改革仍然被忽视。这导致我国现行的运动员培养机制并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尚缺乏对其正确的、系统的评价理论认识。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体育界自然要培养具有“类意识”的优秀体育人才。为了实现体育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工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体育就要培养出超越国内体育的“物化”、狭隘的“种意识”的体育人才,培育出富有人类大爱、国际认同的优秀运动员,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3 类意识视角下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的思路更新

3.1 转变培养思想

我国体育欲求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要改变“重物轻人”的“异化”、“物化”体育思想,而且要去努力树立和践行“合作、共赢”的国际体育思想,这就是一种具有“类意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体育强国思想,这样也能够防止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种意识”的进一步扩张。

虽说我国是体育大国,但在优秀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缺少“类意识”的体育思想,致使其容易被物化,甚至异化,与国际体育思想相背离。体育的价值理性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发展规律方面,关注的是“世界公民”的培养。理解具有“类意识”的价值理性是转变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思想的前提,它是方向,更是前进的指南。我国现有的优秀运动员培养思想,主要目的是提高身体素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夺取锦标,弘扬浓厚的民族特色文化,这只是其工具理性的表现。如果我们将运动技能形成发展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相结合去研究,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具有统一性,才能培养出具有“类意识”的优秀运动员。因此,我们要重视转变单纯夺标的工具理性的思想,要建立具有“类意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具有国际体育思想的优秀运动员。

3.2 变革培养方式

长期以来,在“种意识”体育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为确立中国体育大国的地位和对金牌、名次的追求,我国以国家队的形式进行培养,并且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缺乏对外交流的“独家培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外交流思想和方式也逐渐渗透到了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之中,随之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包容式培养”。伴随“类意识”的普世情怀在我国体育领域的回归,传统的“独家培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培养具有“类意识”优秀运动员的需要。未来的优秀运动员培养方式,应该向“包容式培养”的方式转换。基于“类意识”进行优秀运动员培养方式的变革与完善,是其培养的中间环节。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应该是一个具有“类意识”的“育人夺标”的竞技教育过程,这既是对以运动训练为主的传统优秀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挑战,也是对现阶段实践领域的“育人夺标”竞技教育过程的继承和升华。

过去,优秀运动员培养方式偏重于传习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身体、技战术训练等),忽略了运动项目的价值理性的同步渗透,从而导致了我们对其培养,存在只管“一阵子”,忽略“一辈子”的问题。未来,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要实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文化传承”策略,毕竟我国优秀运动员是体育文化输出的载体,并可作为其与世界文化交融的中间桥梁。积极运用“项目文化”,促进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方式的转变,将“项目训练”变为“项目教育”,“技能传习”与“文化传承”相结合,为实现我国优秀运动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其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乃至其退役后的终身幸福打下基础。其实,国际对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方式,正从过去单纯“授技”的运动“项目训练”,转向既授技,又育人的“项目教育”,这是国际体育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国际优秀运动员培养的趋势。“项目训练”到“项目教育”的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改革,实质上就是竞技和教育的结合,其目的是从多方位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社会能力,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是促进运动员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3.3 重构培养内容

运动员的培养内容,尤其是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建国初期,当时的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独立、富强的国际形象,亟需摆脱外国列强瓜分中国时留下的“东亚病夫”印象。因此,当时国家的体育发展表现出强“种”的特点,加之对人体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其培养内容呈现出工具理性不足,价值理性缺失的状况。而当时的优秀运动员由于过度开发身体潜能,疲劳恢复和伤病防护等培养内容的缺失,使很多具有优秀潜质的优秀运动员没能走上正式的赛场便已退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对体育投入的加大,以及体育科学的蓬勃发展,更多的体育科研工作者将运动员的科学化培养应用于运动训练的研究中,工具理性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国家对优秀运动员的价值理性的培养内容依旧欠缺,使得培养出的优秀运动员在失去舞台后变成生存的弱势群体。如今,更加高尖端的训练设备与更贴近人体力学原理的训练理念应用于运动实践,可以说我国体育的工具理性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价值理性的培养也在提高,更多的优秀运动员进入高校接受教育,但其国际认同度、体育“软实力”仍停留在体育大国层面,而非与体育强国目标投入相匹配。这源于以往的培养内容,虽然在现代科技与举国体制的大力扶植下,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其培养内容依旧缺乏“类意识”,即以世界的眼光处理事务。因此,这就是为何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的“硬件”内容达到世界水平,但在培养效益上迟迟收不到满意效果的原因。

重构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内容的过程便是重构我国运动项目文化的过程,使我国现阶段体育培养方式与培养思想相统一、相协调。在这过程中,要重视优秀运动员培养内容的竞技性与教育性的统一。运动项目的教育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灵魂,奥林匹克的宗旨也围绕在“教育青年”上,这是人类体育的终极目标。而运动项目的竞技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外在表现,竞技性是运动项目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特性,是我国体育运动项目长期的工作重点。然而多年来,国内研究运动项目的竞技性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忽略了运动项目“教育性”的深度开发。可见,重构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内容,必须要重视其竞技性与教育性的统一性研究,将具有“类意识”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同优秀运动员培养内容相结合,这也是高品质运动员培养的趋势。

4 结束语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培养问题关系到其项目本身运动技能和文化传递与国际体育大环境共赢的问题。为适应“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我国必须在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上充分融入类意识的思想,提高其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要从转变培养思想、变革培养方式、重构培养内容三方面对其培养问题进行深刻思索,培养具有“类意识”的优秀运动员,不仅能够促进我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的高度融合,也是实现“中国梦”和体育强国的伟大战略。


 

——摘自:于文谦,张廷晓,类意识视角下我国优秀运动员综合素质培养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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