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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建设体育强国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体育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国家体育总局,2019)。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法治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增强(于善旭,2014)。关于法治与体育强国建设的关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从3个维度进行了阐释:1)体育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为“依法治体”,意味着法治形塑了体育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思路;2)体育强国建设的政策保障之一为“推进体育领域法治和行业作风建设”,意味着法治为体育强国建设提出了制度化的工作要求;3)体育强国建设的重大工程之一为“提高体育市场监督管理法治化水平”,意味着法治直接成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层面,法治都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一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威廉希尔体育APP5月28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体育强国建设将进一步获得助力与保障。

从《民法典》与体育的价值契合论述《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的关联,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并保障体育强国建设,以体育强国建设的三大关键领域——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纳入该部分)、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出发,分别论述《民法典》带来的影响,并就《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修改的衔接提出建议。

1  《民法典》与体育的价值契合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我国《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新华社,2020),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性法律,也必将成为体育治理现代化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推力。从内在精神看,《民法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设置的至上地位与体育的价值理念完全契合。从外在形式看,《民法典》直接标明“体育”的条文有2处(第260条和第1198条),直接处理体育活动纠纷的条文有1处(第1176条)。在人类民法文明的发展史上,体育从未缺席。

1.1  罗马法史的证明

罗马法史的考察已经证明,作为人与人交往方式的竞技活动的出现,必然伴生着对规则的渴望(赵毅,2017b)。体育自治作为私法自治的表现,蕴含了最早的民法因子。罗马时代第一个成文法《十二表法》第27条规定:“社团的成员,只要不违反公法,可随意订立其组织的规范”(徐国栋,2019)。体育领域的私法自治促进了罗马体育社团的繁荣,到公元前1世纪,已经出现了绿、蓝、红、白四支职业马车俱乐部,引发出作为奴隶的马车手在获取胜利后得到自由身份、职业马车手与车队的签约和奖金分成、转会等诸多民法问题(菲克·梅杰,2014)。

体育伤害的归责问题在东罗马优士丁尼大帝组织的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活动中得到了系统讨论。在优士丁尼编纂的《市民法大全》中,体育活动的免责基础获得了详细讨论:D.9,2,52,4规定,如果观众因观看比赛意外受伤,参加比赛的加害人因为没有过错而不会导致赔偿责任产生;D.9,2,7,4规定,在一些特定的具有危险性和对抗性的公开比赛中,一个人也无需为杀死或伤害另一个参赛者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Watson,1985)。这些条文成为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自甘风险规则的直接渊源。

   罗马法学家讨论了体育活动伤害免责的正当性基础,基于勇敢拼搏、赢取声誉的运动哲学,甘冒风险参与体育竞技将阻却伤害带来的违法性(赵毅,2017a)。这是民法典对体育价值观的承认,折射出体育活动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市民法大全》中的C.J.10,54(53)和D.27,1,6,13进一步从主体视角延伸,规定获得特定赛事冠军的运动员可以获得某些特殊地位,比如免税或免监护义务(赵毅,2017b);I.2,1,6又进一步从客体视角延伸,竞技场与露天剧场各自作为满足市民身体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场所,成为物的分类中团体物的重要标志(徐国栋,2011)。

1.2  身体哲学的呈现

对身体观念的发掘、理解与展开构成了《民法典》与体育价值契合的重要表现。身体的归属在我国被认为具有流转性和归属性,礼法约束了归属权的行使,使得身体的归属状况成为一种政治与伦理符号(方潇,2009)。近代以来,去国家化、去伦理化身体观的发展,促进了身体的生命权力和个性的张扬,构成了社会行动与体育运动联系的纽带,体育的价值由此实现了从教化身体向解放身体、发展身体的方法论转向(张大志,2017)。

在支配本次《民法典》编纂的新人文主义民法观视角,“人在走向外部世界开展各种活动之前,首先得整理自己”(徐国栋,2001)。《民法典》人格权编特别是其中“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专章的规定,体现了个体化社会体育身体观的生成逻辑,彰显出对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尊重,人的生命权的回归,身体解放和体育的自我实现身体观的催生。《民法典》有关“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002条)、“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第1003条)、“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第1004条)的规定,是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要求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全民族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战略目标的直接私法回应。

2  《民法典》对全民健身的促进与保障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全民健身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体育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民法典》将进一步发挥对全民健身活动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2.1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权属的保障

对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必不可少的场地设施,《民法典》通过物权编的规定,有效明晰各类体育场地设施的权属。《民法典》通过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和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不同制度供给,为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使用、收益和流转提供了产权保障。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在第260条第3项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民法典》物权编就是集体所有权,指集体组织以及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将体育设施明确为集体所有权的客体,为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35条设定的“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义务提供了抓手。

2.2  全民健身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厘清

对于在各类体育场馆、场地设施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民法典》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1款,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对各类全民健身活动管理者、组织者开展活动提出了规范化、制度化要求,特别是应当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供应急处置措施操作指引,最大程度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在场地设施的硬件和人员配备上,应当保障建筑物、配套服务设施设备的安全可靠,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强制标准的要求,没有强制标准的,则应符合行业标准或者达到此等经营场所需要达到的安全标准;配备必要的消防和其他配套设备并及时维护;配备足够的、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员。在体现服务水平的软件上,要对不安全因素予以提示、说明、劝告和协助;对公共设施定期消毒,避免传染病传播。

《民法典》是保护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如果相关单位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意外伤害仍然发生,按照《民法典》的规范指引,管理组织方将因不具有过错或者损害发生与管理组织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而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3  特殊人群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指引

《民法典》平等保障各类主体开展各类民事活动的权利,将为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获得全民健身服务提供制度供给。实践中一些公共体育场馆特别是游泳场馆出于安全担心,禁止70岁以上老人进入场馆锻炼或仅对老年人有条件开放(如需要体检证明、购买额外保险或家人陪同等),违背了《体育法》第16条关心支持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和为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提供方便的原则。从私法自治的视角,对老年人予以充分风险告知并签订责任书,提供发放专门标志泳帽等服务,加强设施防护和监控,更有利于回应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残疾人体育权利的保障也同此道理。

对于青少年在学校体育中频发的伤害问题,《民法典》第1199、1200条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指引:如果8岁以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发生体育伤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需要举证证明自身提供了足够的教育、管理职责,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对8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识别能力,学生或者学生的监护人应先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伤害不是因为学校未尽相当的教育、管理职责引发,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应基于公平责任分担损失,否则,将极大挫伤学校开展体育教育的积极性,不利于学校体育教育的开展。3  《民法典》对竞技体育的促进与保障

在竞技体育领域,体育强国建设对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和职业体育发展提出要求。《民法典》的出台,将为运动员产权机制的分配、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职业体育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3.1  运动员人力资本利益的实现

高水平运动员是一国竞技体育力量的重要标志。《民法典》虽然未对运动员主体地位进行单独规定,但尊重行业惯例,运动员因附带人力资本属性而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民事主体。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有些运动员成长于举国体制,国家投入巨大;也有运动员在改革背景下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培养;只有极少数市场化的运动员(王茜等,2019)。就前两类运动员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益归属,长期存在争议。

对于国家队队员是否可以代言商业广告的问题,原国家体委《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体计财产字〔1996〕505号)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政字〔2001〕46号)等文件均要求需经过批准,不得私自而为。威廉希尔体育APP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体政字〔2006〕78号)中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运动员广告代言签约权的承认和对既有商业广告合约的尊重(姜朋,2017)。尽管如此,国家游泳队威廉希尔体育APP制定的《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仍然规定,运动员未经批准与商业推广单位或企业签订的协议无效。这些限制有违基于《民法典》第5条自愿原则形成的合同自由精神,但也需客观认识到,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竞技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客观看待国家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特殊投入。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核心利益追求,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辜德宏,2016)。因此,通过合同磋商,合理分配利益各方权利义务,更有利于达致共赢。在此类合同中,一是需要有效保障运动员利益,二是不能出现《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排除或限制运动员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

3.2  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促进

单项体育协会改革是近年竞技体育领域改革的重点内容。改革的核心是实现单项体育协会的去行政化和实体化。《民法典》的颁行,将进一步为此项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民法典》总则编法人章把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体育单项协会属于非营利法人中的社会团体法人。从民法上鼓励市场交易活动的角度,不应对非营利法人的“非营利性”进行机械理解,而应承认甚至鼓励包括了单项体育协会在内的非营利法人的经营活动权利。非营利法人与营利法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能够从事经济活动,而在于最终是以营利还是从事其他公益事业为目的(《商法学》编写组,2019)。按照《民法典》第87、95条的规定,只要单项体育协会不向会员分配利润,在终止时不向会员分配财产,将所得用于维持该项体育项目事业发展,单项体育协会开展各类投资、交易、服务等经营活动就是合法合规的。

3.3  职业体育规范治理的指引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对于职业体育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体现为职业体育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建设。

《民法典》对于职业体育俱乐部加快转型为现代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供给。职业体育俱乐部既可按照《民法典》第76条规定选择作为营利法人成立,也可按照第102条规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成立。无论作为何种主体形式,都需要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建立规范和现代的治理结构。若作为营利法人成立,俱乐部应当采用公司制,并按照《民法典》第79—86条的规定制定法人章程,设置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分的内部治理模式,俱乐部投资人不能滥用出资人利益损害俱乐部或者其他投资人利益,也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俱乐部债权人利益。俱乐部还需承担和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未来,我国若组建职业体育联盟,联盟的本质是营利法人,也需严格按照前述规定完善治理结构。

就体育经纪人而言,在民法上“有时为居间人,有时是行纪人,有时为代理人”(崔建远,2016)。《民法典》总则编代理章、合同编委托合同章、行纪合同章和中介合同章等规定,将为中国体育经纪人的商事经营活动提供充分的交易规则指引和制度保障。在职业化开展较好的项目中,还有作为行规的经纪人管理制度,比如中国足协威廉希尔体育APP应《国际足联代理人规程》要求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行业规定通过《民法典》第10条提供的“习惯”管道获得效力,但需要接受公序良俗的审查。“市场经济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以民商事规则的成熟为标志的”(王利明,2018),《民法典》的颁行实施将进一步加快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

4  《民法典》对体育产业的促进与保障

4.1  赛事产业安全责任认识论的改进

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以下简称46号文)颁布以来,中国的体育产业进入快车道,但也引发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赛事的安全保障问题,已成为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正确界定活动参与和组织各方的责任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法典》就此新增了自甘风险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的规定,在对抗性体育活动中,如果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伤,受害人不得就此主张其他参加者的侵权责任,除非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于体育活动相关组织者的责任,则适用《民法典》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民法典》引入自甘风险规则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国家法律秩序上承认了体育活动中固有风险的存在,这是认识论上的巨大进步:体育活动中的风险是客观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民法推定一个理性人对此应当拥有充分的认识,并接受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对增强体育产业活动投资者、组织者、管理者的信心非常重要。

4.2  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优化

体育产业活动本质上是民商事活动,是体育产业的投资者、交易者在体育领域从事商业开发、交易等各类营利事业的经营活动。《民法典》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完备的、精确的法律规则。《民法典》通过一套整全的市场交易规则,将为体育产业主体从事市场行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规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基所在(谢鸿飞,2020)。

《民法典》全面确认了体育产业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基于第4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对体育产业领域的各类市场主体给予平等无差别的法律保护。《民法典》第206条明确指出:“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意味着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虽然可能存在所有制上的不同,但其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任何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都不享有特权。

《民法典》建构了体育产业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民法典》合同编的第一分编“通则”规定,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合同,也包括了体育产业领域内的各类合同。《民法典》虽然没有对体育产业领域常见的赛事合同、赞助合同等典型化,但通过第467条参照适用条款,可以提供丰富的合同裁判规则指引。体育产业领域中涉及到交易规则的创新之处,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也可以作为行业习惯获得《民法典》的承认与鼓励。如奥运会特许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不能机械适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有关“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管理性规定(张先砉等,2019),而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谨慎否认涉及大型赛事市场开发合同的效力。《民法典》的出台,对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优化意义重大。

4.3  体育无形财产权保护管道的增加

《民法典》为体育产业无形财产权的开发、利用与保障提供了更多管道和可能,存在于体育运动之中,并以体育组织或个人为权利人的无形财产权深具体育产业开发价值,比如体育标志权、体育专有技术权、运动员形象权、赛事节目转播权等(马法超,2010)。《民法典》在总则编的民事权利章第126条进行了“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侵权责任编第1164条明确该编调整的是因侵害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

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价值标准日益多样化、利益矛盾和纠纷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新的利益类型必然会随之出现。此时,受判决保护之利益,非权利之利益,而是权利之外受保护之法益利益(李岩,2016)。从保护性的人格法益看,《民法典》把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了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的私法保护,特别是第1118条将肖像权的认定从面部识别标准扩展到可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标准,不仅有助于运动员形象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和商业开发,也直接惠及体育联赛和体育产业(吴书光等,2020)。从保护性的智力成果法益看,在知识产权是否法定主义争论未决的情况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保护范围以外的体育标志权、体育专有技术权、赛事节目转播权等皆可以作为新兴智力成果法益纳入《民法典》的保护。

5  《民法典》与《体育法》修改的衔接

《体育法》是体育行业的基本法,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指标之一。《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民法典》通过自身的转介条款,如第11条“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打通了与包括《体育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联系。《民法典》对于体育领域特殊民商事关系可籍《体育法》修订之机,以特别私法的形式予以补足。结合《民法典》的颁行实施,未来的《体育法》修改需要进一步考虑回应以下问题。

1)通过立法限制涉及运动员的格式合同对运动员权利的限制。在涉及国家队运动员商业开发合同、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转会合同等情形,既应在合同自由前提下尊重合同各方的安排,也应在考虑体育行业特殊性的基础上承认相关利益各方在一定比例上获得运动员无形资产开发的收益权,但也需要考虑到前开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运动员在合同缔结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合同的利益分配可能显著削减运动员利益。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领衔的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曾专门考量过该问题,课题组发布的“民法总则(建议稿)”第171条规定,运动员所属俱乐部所定的有关转让运动员的协议,不得损害运动员人格及其劳动权利。在《体育法》修订中,或可参照该思路规定运动员商业开发合同、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和转会合同不得对运动员显失公平,不得损害运动员人格权、工作权及职业发展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运动员权益。

2)明确运动员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专章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保护,但践行有赖于“国家主导、行业自律和个人参与”的法治模式的建立(张新宝,2015)。摄像机、电子跟踪设备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及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对运动员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构成了严重威胁(杨春然,2018)。参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制定并多次修订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明确了运动员(包括相关辅助人员)的信息知情权、获得权、修正权、冻结权和删除权。国家体育总局威廉希尔体育APP颁布的《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20条第2款规定,体育赛事活动主办方或承办方因办赛需要使用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相关信息的,应当保障信息安全,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得违法使用或泄漏。《体育法》应在吸纳国内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明确为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

3)明确赛事组织者的自甘风险抗辩规则。《民法典》只在第1176条第1款规定了体育活动参加者之间出现损害时的自甘风险抗辩规则,但并未明确规定赛事活动组织者的自甘风险抗辩规则。《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体育赛事活动,享有获得基本安全保障、赛事服务等权利。该款规定明确了赛事活动组织者的义务,但亦会引发赛事投资者、经营者对该项“基本安全保障”边界的担心。在《体育法》修订中,既可考虑纳入前款规定,又需在全面吸纳《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第2款规范意旨的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即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赛事活动受到损害的,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尽到了基本安全保障、赛事服务等义务的,受害人不得请求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承担侵权责任。《体育法》若增加该项规定,将有效形成与《民法典》第1176条的衔接,构建出完整的体育活动自甘风险规则。

4)明确确认各类体育无形财产权并将之纳入法律保护范围。46号文明确提出并承认了“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运动员转会权”的概念,并要求创新对这些无形资产市场运行机制。《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体育赛事活动的名称权、标志权、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和其他无形资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主办方和承办方可以进行市场开发并获取收益,他人不得侵犯。但《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作为特别私法的作用有限。若该条被《体育法》修订采纳,体育主体各类无形财产权利可以作为法定权利获得强力保障。“赛事举办权”这一新兴体育权利,实质是一个“权利束”,包含了赛事相关名称权、标志权、转播权、特许经营权、冠名权等内容。如何准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能否单独作为一项权利存在并受到法律保护等问题,需再行斟酌。

5)将体育赞助合同有名化。体育赞助合同是体育产业领域极为常见的合同,在《澳门商法典》中,赞助合同被规定为典型合同之一。《体育法》修订如果采纳体育赞助合同有名化的建议,首先需要对体育赞助合同进行类似《澳门商法典》第747条的基本界定,明确该类合同是被赞助人有义务在冠名广告或其他合同约定的事项上与赞助商合作,作为对其开展体育事业资助回报的合同。其次,被赞助人的范围可以是体育领域的自然人、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组织,《体育法》还应特别纳入“运动队”“代表团”等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主体。再次,被赞助人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赞助商的冠名广告有效向受众传播。在出现被赞助人非因不可抗力不履行体育赞助合同规定的义务时,赞助商除了可以依照《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寻求法律救济外,《体育法》另可专门对失信被赞助人进行一定信用惩戒,以提倡被赞助人的诚信守约观念,保障体育赞助市场的健康发展。最后,对于团体与个人因赞助合同面临的冲突问题(李建星,2019),《体育法》也应明确要求相关团体事前制定专门的冲突解决规则,并确定国家利益优先原则。

6)将体育经纪合同有名化。体育经纪业是我国体育中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经纪合同是体育经纪人与接受其服务的运动员、体育组织等就提供促成体育资源交易媒介服务而订立的合同(周爱光,2015)。这是体育领域的一类特殊合同,存在自身的独特规则,不能简单归入《民法典》中的某一类典型合同。由于《经纪人管理办法》已被废止,目前体育经纪业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山东省体育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鲁政办发〔2000〕39号)、《浙江省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试行)》(浙体市管〔2001〕283号)等。《体育法》修订可以籍机明晰体育经纪合同的概念,确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开展体育经纪活动的权利,明确其专业义务和违反义务造成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有效规范体育经纪市场,促进体育经纪业的健康发展。

7)明确体育领域特许经营合同的特殊规则。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明确禁止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虽然司法实践从遵照体育行业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将此条规范解释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体育特许经营产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潜在的法律隐患,《体育法》修订可就此专门规定:鼓励体育领域特许经营活动的开展,各类法人或非法人体育组织、赛事组委会、主办方、承办方可以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

6  结语

《民法典》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意义重大。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民法典》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权利保护和全面的私法规则指引,促进和推动市民社会与行业组织的发育,为体育自治拓展足够的存在空间。《民法典》所要关照、追求的人民群众的幸福美满生活,必定建立在每一个个体身心健康、人格完满基础之上,这需要体育强国建设来实现。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出发,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民法典》和体育强国建设可以达致有机统一。

——摘自:赵毅,《民法典》与体育强国建设——《体育科学》,2020.06

疫情背景下的东京奥运会备战不确定性管理研究

1 引言

   疫期东京奥运会备战呈现高度不确定性。首先,疫情发展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其次,疫情对奥运赛事的影响持续深化、泛化。疫期奥运反兴奋剂工作面临较大压力;全球多数体育强国关闭运动场所,运动员出国训练、参赛短期之内难以实现;我国运动员的封闭训练将更加漫长,将不可避免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不少运动员还面临一定的求学、择业和家庭压力。总之,疫情何时结束、东京奥运会是否再次延期或取消、运动员训练如何保障等等难解议题,已远超出人们的认知能力,成为我国奥运备战的最大不确定性。

   实践中的不确定性管理是跨学科难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等多学科学者高度关注,倾力较多,目前研究已较为丰硕。威廉希尔体育APP,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首次定义了不确定性的学术意函。管理学者纳西姆· 塔勒布(Nassim Taleb)告诫人们警惕罕见、难以预测、影响重大的“黑天鹅”事件;他认为现实世界的成功是随机性塑造的,须避免被幸存者偏差误导;他探究不确定性中的组织和个人成长之道;认为应坚持风险共担原则以减少不确定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彼得·布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了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企业战略管理理念。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提出了传统型组织向赋能型组织转变的必要步骤。社会学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之上,典范之作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威廉希尔体育APP出版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公共行政学界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突发传染病、毒品治理和环境治理等领域,提出了实验主义治理的理念。

   相形之下,体育学领域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相对较少,出现了“理论的贫困”。探索疫情背景下的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管理,对体育学科的方法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解不确定性:探寻并呈现疫期奥运备战的不确定性

  管理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的前提是充分理解不确定性。一般认为,不确定性的主观因素是信息缺乏导致的认知不足,对环境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客观因素则是资源依赖导致的不确定性。疫期奥运备战的不确定性亦主要源于信息缺乏和过度依赖。

2.1 探究基于信息缺乏导致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环境将放大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的阻隔、断点和梗阻。疫期奥运备战的很多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缺乏所导致。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2.1.1 奥运资格赛赛制和时间的不确定性

   个别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陷入经济危机,可能无力组织奥运资格赛。至少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较为依赖国际奥委会分红等相关奥运会收益,东京奥运推迟让其财政状况更为艰难;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受比赛延期影响,可能没有能够支撑一年运转的现金流。例如,世界帆船联合会担心其比赛能否举行,和企业赞助的可持续性。”近期各世界体育单项协会也在开展赛制改革,乒乓球、羽毛球首当其冲。4月12日,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宣布或将取消两年一届的世乒赛单项比赛,代以每年3—4次的大满贯赛事。国际羽联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还筹谋划改变羽毛球比赛计分系统。

2.1.2 奥运会再次推迟或取消的不确定性

   明年奥运会是否如期举办仍取决于疫情发展态势。但是,日本届时是否完全控制疫情,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是日本国内疫情仍未得到有力控制。受疫情影响,奥运筹备已大大放缓。日本民众对明年夏季举办奥运会渐持疑虑,甚至有人支持取消奥运会,将奥运追加费用用于疫苗研发。近日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已表示,假如威廉希尔体育APP夏季之前疫情未得到控制,将取消东京奥运会。

2.1.3  国外对手备战水平的不确定性

   疫情之前,国外对手的实力不容小觑。通过分析近年来的比赛可知,目前世界体坛的竞争格局极其严峻。美国的霸主地位仍然稳固,俄罗斯上升势头强劲,英、法、德等国实力有所提升,日本的东道国优势明显,目前受疫情影响,国际赛事暂停,各国运动员暂时缺乏横向比较的契机,对国外运动员备战水平难以精准把握。

2.1.4 运动员赛事协调安排的不确定性

   基于训练周期理论,我国运动员遵循4年的奥运训练周期,按照“调整—启动—兴奋—高峰”的年度训练模式备战奥运。如何积极应对体育赛事挤兑,将是中国奥运军团的大考。

2.2 发现基于资源依赖导致的不确定性

   疫期奥运备战绩效取决于运动员竞技水准、训练资源和社会资源三者的综合保障。奥运备战对运动员竞技水准、训练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深度依赖,是人的社会性和体育的公共性决定的,这在疫期不确定性情况下导致了一些不确定性。

2.2.1 运动员竞技水准依赖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很多运动员的竞技水准有所下降。羽毛球方面,中国羽毛球队在世界羽联的最新世界排名中表现欠佳。女单选手陈雨菲世界第一的排名被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反超,何冰娇排名第8。男单选手谌龙排名第5,石宇奇排名第9。男双方面,李俊慧/刘雨辰组合排名第3。体操方面,里约奥运会和威廉希尔体育APP世锦赛体操队两次一金未入,男子体操鞍马、双杠优势不再;女子体操美国独大,拜尔斯一骑绝尘,远超我队实力。游泳方面,孙扬被禁赛之后,游泳男队惟徐嘉余曾于威廉希尔体育APP世锦赛斩获仰泳100米金牌,其他运动员与世界一流水准仍有较大差距。

2.2.2 运动员训练资源依赖的不确定性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较为依赖高标准的训练资源。目前个别聘请了外籍教练的运动员,仍面临外籍教练长时间无法现场执教的不确定性。通过赛事反馈前一阶段的训练成果,测量运动员的竞技水准和心理韧性,修正下一阶段的训练方案和目标,是运动员训练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内外赛事的暂停和后续赛事安排的不确定性,运动员通过赛事检验训练水平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实现,影响了运动员正常训练。

2.2.3 运动员社会资源依赖的不确定性

   系统的社会支持是运动员从优秀走向卓越的重要因素。运动心理学认为,社会支持感知有助于缓解运动员的运动性心理疲劳。对日常生活深度依赖社会支持的运动员来说,疫期奥运延期增加了求学、择业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进而加重了运动性心理疲劳,不利于形成最佳竞技状态。例如,已婚大龄运动员继续与家人长期异地,对运动员及其家庭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和压力。

3 研判不确定性:建立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

  理解不确定性之后,须研判不确定性的具体影响。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不确定性具体情境下,可以成为组织发展的机遇抑或风险,甚至构成难以预知的复杂影响。经研判,疫期奥运延期蕴含的不仅是风险和难以预知的复杂影响,亦有重大机遇。

3.1 作为机遇的不确定性:疫期奥运备战的潜在机遇

   之所以认为,疫期奥运延期对我国奥运备战是重大机遇,这是因为中国的奥运备战体制具有较强的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较多优势和潜优势项目须借机补强、种子选手和年轻运动员缺乏的人才短板正需时机补足。

3.1.1 中国备战体制较优的组织韧性和资源保障能力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组织韧性是衡量组织生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是全球较早遏制疫情扩散的国家,运动员健康得到了充分保障,中国运动员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较少,这与世界各国较多运动员感染新冠肺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运动员在闭训期间的场馆,食宿、医疗和科研支持等训练条件得到了充分地保障,彰显了中国奥运备战体制在不确定性管理上的强大保障能力。

3.1.2 锻炼运动员心理韧性,增加人力资源冗余

   心理韧性是运动员走向卓越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运动员已接受较长时间的封闭训练,对疫期奥运备战已逐渐适应,奥运延期使得封闭训练时间延长,有助于增强其心理韧性。奥运延期也为年轻选手创造了冲金夺牌的良机,增加了奥运军团的人力资源冗余,增强了应对疫期奥运不确定性的能力。以游泳项目为例,男运动员短、中距离项目的最佳竞技年龄区间分别为(24.59±3.28)岁和(22.83±2.9)岁。运动员徐嘉余现年25岁,正值冲刺男子中短距离项目的最佳竞技年龄。奥运延期之后,徐嘉余兼游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接续孙扬未竟的奥运夺金使命,在理论上有了可能性。

3.1.3 潜优和基础项目取得突破的非对称性机遇

   潜优和基础项目是疫期奥运备战的潜在受益者。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是利润的来源,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投资行为将获得非对称收益,回报有可能大大超过投资。从历史来看,延续往届奥运辉煌,须在潜优势项目上实现较大突破。北京和伦敦奥运会上,潜优项目分别贡献15、12枚金牌,正是中国奥运军团跻身世界前二的重要因素;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屈居第二,金牌总数创历史新低,关键原因是潜优项目仅夺7枚金牌,是近四届奥运会最低水平。我国不少潜优项目近期处于最佳状态,奥运延期之后将获得更充裕的提升时间。进入东京奥运周期以来,潜优势项目在世锦赛已夺得至少14个奥运项目金牌,占全部项目金牌数的比重由里约奥运会时期的26.9%上升到34.2%。经过更长时间提升后,潜优项目完全有望成为中国奥运捍卫荣誉的“奇兵”。

3.2 作为风险的不确定性:疫期奥运备战的潜在风险

   疫期奥运备战的不确定性不仅带来机遇,而且亦有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信息缺乏和资源的过度依赖。

3.2.1 奥运赛事变化的信息滞后和信息缺乏

   疫期奥运瞬息万变。疫期奥运延期之后,国际奥委会和日本奥组会就分摊延期费用问题上的“扯皮”已非一日,少数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收入锐减之后,并不确定能否继续举办奥运资格赛。目前中国对奥运相关赛事缺乏集中统一的情报工作组织,相关情报的来源主要是国内各体育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疫期信息滞后和信息缺乏,不仅影响运动员的赛事安排和训练安排,而且影响运动员的竞技心理调适,不利于奥运夺金夺牌目标的顺利实现。

3.2.2 运动员年龄结构欠佳,影响竞技状态

   某些项目年龄结构不合理,缺乏核心运动员梯队建设。以羽毛球为例,人才断层出现在各个单项中。仅从国羽男单来看,威廉希尔体育APP到威廉希尔体育APP生的选手则近乎断层式匮乏。谌龙已过而立之年,是唯一一位获得奥运门票的男单选手,而23岁的石宇奇则为伤病所累。加上羽毛球人才培养周期缓慢,夺金压力将陡然加大。就目前掌握的东京奥运周期世界冠军数据来看,里约奥运会以来羽毛球项目的下滑趋势仍未扭转。

3.2.3 训练无法如常,“以赛代练”难以实现

   个别外籍教练无法返华执教,影响了部分运动员的正常训练。例如,中国网球运队员王蔷的教练法国人托马斯此前拒绝返华执教,近期因为无法就疫期工资问题达成协议,可能终止合同。王蔷在托马斯指导下曾取得较大进步,更换新的教练意味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帆船、马术等需到海外训练的体育赛事,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外训,或将影响这些项目的备战效果;由于国内外大赛暂停,年轻运动员缺乏足够大赛历练,锻炼抗压能力和竞技心理素质的契机相对减少。

3.2.4 运动员社会支持力度不足,加剧心理疲劳

   威廉希尔体育APP初国内疫情暴发至今,我国运动员已封闭训练了较长时间,奥运延期一年无疑将使封闭训练期进一步延长,不可避免将出现心理疲劳,甚至更加严重的负面心理情绪;对一些尚在求学阶段或已成家的运动员来说,外界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感染新冠肺炎的运动员和湖北籍运动员,其能否以最佳状态备战也是未知数。

3.2.5 疫期运动员出国参赛,仍有一定感染风险

   新冠肺炎对运动员的运动能力或有影响。运动员高强度运动之后,免疫功能将暂时性下降,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截至3月29日,多达6位中国运动员海外感染,其中包括2名冰球运动员、3名中国重剑队运动员,以及在西甲西班牙人效力的男足运动员吴磊。目前仍有包括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在内的多名运动员滞留海外。预计剩余43%奥运会资格赛集中于明年上半年开展。运动员出国参赛的感染风险仍旧存在,丝毫不应懈怠。

3.3  影响难测的不确定性:疫期奥运备战的未知因素

3.3.1  奥运资格赛的赛制和时间变化

   奥运资格赛集中在明年上半年开展,目前尚不确定具体的赛制和时间变化。近期国际乒联、羽联改革动向更加注重人文性和公正性。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改革动向尚需关注。前述不少单项国际体育组织的财务状况是否可能逐步缓解,具备举办奥运资格赛事的财政能力,今年年底疫情态势是否得到彻底缓解,均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还难以客观全面评估奥运资格赛赛制和时间不确定性的影响。

3.3.2  国际和世界各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变化

   目前国际兴奋剂检测工作出现一定变化。俄罗斯等个别国家已暂停了自己的检测项目,而英国等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则减少了检测。不排除有个别国家的运动员会私下突破兴奋剂限制,进而影响奥运资格赛乃至奥运会比赛的结果。

3.3.3  明年禁赛期满运动员将参加奥运赛事

   4月9日,国际奥委会宣布,那些违反反兴奋剂规定,将在明年东京奥运会前解禁的运动员,他们能否参加东京奥运会将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来决定。目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明确表示许可这批禁赛期满的运动员参与奥运赛事。以田径为例,据田径诚信机构估计,大约40名国际级田径运动员将从东京奥运推迟中受益。新的大批运动员将参加东京奥运赛事,中国奥运备战将徒增变数。

4  应对不确定性:精准管理疫期奥运备战的三类不确定性

  理解和研判不确定性的目的是应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疫期奥运备战的影响主要有机遇、风险或者难以预测三大类型。疫期奥运备战须精准管理三类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奥运备战组织变革和绩效提升的契机。

4.1 积极寻求作为机遇的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适度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增强组织系统的反脆弱性,同时孕育着非对称性的机遇。客观来说,疫期奥运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我国奥运备战体制的韧性,增强运动员的调整适应能力,打造更多年轻运动员,增强潜优势项目的夺金可能性。

4.1.1 增强备战体制的组织韧性,提升资源保障能力

   组织韧性来自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资源保障和权变决策的能力。增强奥运备战体制的组织韧性,须持续推动组织变革,基于系统管理思维,形成权责明晰的部门间协作机制。成立应对疫情延期的特别工作组,下设情报工作、资源保障和运动员心理咨询等小组,面向疫期奥运延期形成的种种不确定性问题,探索建立疫期奥运备战保障的敏捷组织和强大资源保障机制。

4.1.2 增强运动员心理韧性,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源冗余

  运动员须建立外部环境长期不确定性的心理预期,即便处于非疫期,奥运赛事也是千变万化的,对手的备战状态和临场竞技水准也难以完全预知。运动员须树立在不确定环境下的顽强拼搏观念,增强在不确定性情况下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管理负面情绪,冷静分析竞技环境、对手和自身优劣,寻求从不确定性中成长。奥运延期之后,将有一批年轻运动员达到奥运赛事的年龄要求,参与东京奥运奖牌角逐,这有助于我国增加运动员人才储备,缓解个别运动项目人才匮乏的难题,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源冗余。

4.1.3 把握非对称性机遇,争取潜优势项目较大突破

   把握非对称性机遇,须要遵循杠铃策略(barbell strategy)。潜优项目是中国奥运金牌榜和奖牌榜位次的重要变量。基于杠铃策略,疫期奥运备战须在巩固传统优势项目既有优势基础上,将训练资源和社会资源较多投入到潜优势项目培育上,加大“奥运119工程”支持保障力度,深度探掘游泳、田径和水上项目等潜优项目运动员的竞技潜力,在确保金牌总数底线前提下冲刺更多的金牌。

4.2 防范规制作为风险的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

   防范规制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风险,有助于建立理性的奥运备战预期。

4.2.1 加强奥运情报工作,畅通信息沟通机制

   世界各国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支柱,中国作为威廉希尔体育APP冬奥会举办方,深受东京奥运延期及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又是东京奥运会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中国奥委会、中国冬奥组委会对东京奥运相关赛事的赛制和时间安排享有知情权,应同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建立定期的情报交流制度,第一时间掌握奥运相关赛事的变化,以及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和运动员训练保障的重要情报。

4.2.2 基于赋能理念保障核心运动员竞技状态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赋能是重要的领导力策略。运动员的需求是个体化、场景化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易出现资源错配;基于赋能理念。疫情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下,须赋予核心运动员适度资源支配权,鼓励其基于个人处境提出资源需求,提供有关部门审核研究和决策参考。

4.2.3 借助现代体育科技,创新训练体制机制

   体育科技工作者须同教练员和运动员沟通协作,创新举办网络赛事和队内赛事,借助现代虚拟技术和心理干预机制,设法创造逼真的比赛氛围,提升运动员尤其是年轻运动员的竞技心理素质。与此同时,创新训练体制机制。在遵循国内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为外籍教练返华执教提供便利,并积极探索远程督训模式。帆船、马术等需到海外训练的体育赛事,应统筹公共体育发展和体育人才培养需要,在与东京气候相似的东部沿海城市创建、改扩建一些体育场所,为这些体育赛事在国内开展训练和国内赛事创造良好条件。

4.2.4 增强系统化社会支持,提升运动员竞技状态

   在疫情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下,须加强对运动员、尤其是大龄运动员、核心运动员和湖北籍运动员的系统化支持,包括心理疏导、康复诊疗支持、教练辅导、生活补助、职业生涯辅导、创业就业政策保障等,定期开放家属探访,缓其后顾之忧,使其专心备战。对湖北籍运动员和感染新冠肺炎的运动员,还应加强跟踪诊疗康复、心理干预和生活帮扶。

4.3  适应接受影响难测的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

   疫期奥运备战意味着有个别难以预期的不确定性。作为竞技体育强队,中国奥运军团须谨慎乐观地适应接受这些不确定性。

4.3.1  增强奥运备战适应不确定性能力

   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保持适度的冗余,有助于增强反脆弱性。在疫期奥运不确定性情况下,重点夺金项目单纯依靠个别或者少数核心运动员,将面临较大的非对称性风险。游泳名将孙扬被禁赛是疫期不确定性的重要案例。其于孙扬和其他运动员的威廉希尔体育APP世锦赛成绩的比较分析。孙扬被禁赛之后,中国游泳队或瞬间面临后继乏人危机。可见,疫期奥运备战,须保持充分人力资源冗余,积极制定人才储备方案加强核心运动员后备队伍的储备培养,形成具有奥运夺金潜力的运动员梯队,方能确保奥运争光万无一失。

4.3.2  适度高估疫期备战的国外对手

   多国运动员面临实际的训练难题。美国高校运动员只能在家训练,而且缺乏医疗支持。德国奥委会(DOSB)3月底调查显示,德国仅6.5%的运动员具备平时的训练条件。4月12日,日本国家训练中心、国立运动科学中心等多所大学场馆关闭。与此同时各国运动员坚持居家训练,表现出强大的备战决心,丝毫未曾懈怠。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理应适度高估对手的调整适应能力和备战水平,形成较多的竞技水准冗余。

4.3.3 尊重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严肃性

   国际反兴奋剂工作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检测机制,具有多种有效的检测手段。目前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仍坚持完成赛前尿检、独立观察员项目等工作,并授权各单项联合会的反兴奋剂部门通过运动员生物护照(biological passport)实时监测运动员是否涉嫌使用禁药。近期已有威廉希尔体育APP伦敦马拉松冠军丹尼尔·万吉鲁因违反反兴奋剂规定被禁赛。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已开始探索线上开展药检样本采集。在疫情不确定性情况下,运动员不应思存侥幸,更应拒绝诱惑,锤炼品格。

5  防范新的不确定性:基于应对效果的不确定性建立预案

  疫期奥运备战具有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应对的实际效果同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实现疫期奥运备战的顺利实施,须充分理解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应对的不确定性,系统研判新的不确定性,权变应对新的不确定性。

5.1  充分理解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应对的不确定性

   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应对的不确定性是疫情自身超预期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沟通难以克服的断点、梗阻,认知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的盲点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5.1.1 疫情自身超预期发展的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何时见顶,超出了任何人的认知能力。疫情对奥运赛事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奥组委的筹备能力和日本的疫情应对状况直接决定这场奥运会能否按照延期之后的时间举行,还是再次延期,抑或直接取消,我们难以预知而知,也难以做出周全的方案。

5.1.2 信息沟通难以克服的断点、梗阻

   信息在信源、信使、信道和信宿等环节的传播过程中,均有可能耗散,从而造成信息的不完整和扭曲失实,增加信息缺乏导致的不确定性。疫期中国奥运备战团队遵循不移动原则,在全国各地封闭训练;日本东京奥组委多数员工也已居家办公,目前只接受电子邮件咨询;国际奥委会和不少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受疫情影响,目前也处于低速运转状态。疫期各利益相关方信息沟通的断点和梗阻难以避免,将大大增加我国奥运备战的信息匮乏程度,增加不确定性管理的难度。

5.1.3  认知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的盲点

   人类的认知盲点和资源盲点客观存在,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管理,须将盲点思维纳入决策视野。此次疫情破坏力之大前所未有,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举办奥运会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挑战前所未有。必须承认,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预见所有的不确定性,人类的资源保障能力无法有效管理和应对所有的不确定性。

5.2 系统研判、权变应对疫期奥运备战新的不确定性

5.2.1 系统研判疫期奥运备战新的不确定性

   新的不确定性对疫期奥运备战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样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机遇,也包括风险和难以预测的挑战。直接的影响则是原有的备战部署被打乱,须基于新的不确定性进行权变决策。为了防范新的不确定性,须预先制定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应对的科学预案,基于系统管理思维,从制度、人员、信息沟通和资源保障等维度,全面考虑各种危机,制定权变计划。

5.2.2 权变应对疫期奥运备战新的不确定性

   作为影响重大的公共事务,权变计划有助于疫期奥运备战有效应对不确定性。权变计划是对重要时间节点出现的不确定性实施的应急措施。疫期奥运备战权变计划的制定,须在确保与现行不确定性应对方案的兼容性和经济可行性基础上,基于不确定性的优先性和议题类型形成多种权变方案,全面评估各种权变计划的实施范围、功能作用和不确定性因素,识别并监控新的不确定性向风险演化的预警信号,第一时间精准管理新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和复杂影响,设法对冲其不利影响。

6 结语

   实验主义治理是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管理的核心理念。实验主义治理认为,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存在一定模糊性,须在治理实践中加以探索。疫期奥运备战须基于实验主义理念渐进变革,在探索性实践中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应对疫期奥运备战的不确定性建立理性预期,在疫期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管理中不断探索试错并总结经验教训,实现对不确定性管理的组织学习和权变应对,探索出一条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中国奥运发展之路。为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须将奥运备战不确定性管理机制纳入中国奥运备战的政策工具箱,上升为国家制度。

——摘自:余福海,疫情背景下的东京奥运会备战不确定性管理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07

32 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后体能训练备战对策的考虑因素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突如其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于威廉希尔体育APP3月24日正式发表联合声明,从全人类共同命运及运动员的生命健康考虑,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被正式宣布推迟到威廉希尔体育APP举行。奥运延期不但对未来体育赛事带来未知变数,对于所有从事备战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也是巨大的冲击。虽然国际奥委会已经确认,东京奥运会不会取消,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运动员继续保留资格,但对于全力备战的中国奥运军团来说,当前的备战格局和工作计划都必须重新调整,这既是艰难的坚守和挑战,也存在未知的机会和变化。对于运动员专项训练保障的4大支柱板块:体能、康复、营养和心理,也必须跟随备战周期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安排调整。虽然还有许多未定因素,但对于延期产生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必须做出一定的预判和对策预案。

   体能是赛场的入场券,是战斗力的重要基石。针对中国国家队体能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强化体能、恶补短板是国家体育总局在东京奥运备战周期的重要抓手和核心战略,面对延期1年的时间变化,各运动项目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体能训练的周期安排、训练内容、损伤风险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策略考虑和安排。

1  延期带来训练周期的变化调整

   周期安排是运动员整体训练计划制定的基础,体能训练的计划安排只属于整体周期安排当中的一环。4年1次的奥运备战周期是中国竞技体育最大的周期循环模式,各运动项目在长期的实践摸索和经验积累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稳固的系统性训练周期安排方法。东京奥运的延期给各个运动项目队伍带来的最直接的战略性安排变化,就是训练周期急需调整。

1.1  周期训练计划制定的理论基础:经典训练分期和“板块”训练分期

   关于运动训练长期计划模式的发展历程,以及从经典训练分期理论到“板块”训练分期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影响,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精辟的论述。众所周知,苏联马特维耶夫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训练分期理论对我国的竞技体育影响深远,这也是国内大部分运动项目训练周期制定的理论依据。训练分期,是指以建立受训者最佳竞技状态为目标的,具有特定训练内容和负荷的若干个训练时间序列。马特维耶夫从多年及全年长期系统训练的视角出发,将以某一重大比赛为目标的运动训练过程在纵向上划分为准备期、比赛期和过渡期3个时期,并针对不同时期的特点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训练目标、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不同训练时期负荷量与强度的不同比例关系”和“一般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在不同训练阶段的不同安排”两个贯穿整个训练过程的基本原则。由于当时竞技体育的比赛数量较少,训练分期理论把运动员全年参加重大比赛的次数限定为1—2次,这也导致后期关于训练分期理论局限性之一的争论就是其是否能适应现代体育项目多赛制的发展。

在全球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分期理论已难以完全解决诸如精英运动员专项成绩持续提高、赛制大幅度增加和赛前竞技状态快速形成等一系列新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学者维尔霍山斯基和伊苏林提出了“板块”分期训练理论。“板块”分期训练理论从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可塑空间”逐渐缩小、专项成绩的提高速度日趋缓慢、训练负荷与运动损伤的矛盾日益加剧等特点出发,提出了“高度集中专门负荷训练”的理念,提出对部分靶目标能力进行专门集中训练,重视“小周期”的功能分类以及将其设计成“微型板块”参与竞技状态的调控,精准高效地发展运动能力,又尽可能避免或降低由于增大训练负荷而造成的过度训练和运动损伤的风险,为全年中需要多次参赛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开辟了新途径。“板块”分期训练理论的核心,是在不提高甚至降低整体训练负荷的前提下,利用“刺激-疲劳-适应”的能力提高机制,并充分考虑到不同能力之间内在的机理联系,建立了以提高专项能力为目标的高度集中的专门训练负荷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的“高度集中训练负荷”、不同能力的“依次序列发展”和训练的“痕迹效应”是“板块”分期训练的3个重要原则。“板块”分期理论形式上继承了传统“分期”的框架结构和阶段划分,但内容上进行了发展和创新(陈小平,2016;胡海旭等,2013)。

上述经典分期理论和“板块”分期理论,都是当前竞技体育周期训练安排的重要参考,也是当前各项目国家队教练员在奥运备战当中制定训练计划的重要依据。面对延期影响,在实践中依然需要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出尽可能适合的变化调整,而体能训练作为运动员整体训练计划的一部分,也必须同步做出周期性改变。现国家田径队苏炳添的教练兰迪·亨廷顿(Randy Huntington)认为,“板块周期”更多适用于球类等多赛项目,而对于田径、游泳、体操、跳水、举重等少赛项目,依然更多要参考训练分期理论,运动员必须通过系统的计划安排,才能保持一段最顶峰的竞技状态,特别是针对奥运会这样的重要赛事,仍旧需要周期训练的节奏把控和专项拟合,从而在奥运赛期发挥出最佳身体状态和竞技水平。

1.2  延期后的赛事安排建议:举办奥运“模拟赛”来拟合运动员现有训练周期

   威廉希尔体育APP3月30日晚,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会、日本政府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将于威廉希尔体育APP7月23日开幕。东京奥运会推迟1 年已成定局,而且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绝大部分的国际赛事也都会取消或者延期。这“额外”的1年以及预期赛事的未知变化,对各项目主教练的备战计划和比赛调整安排提出了复杂的挑战。按照训练分期理论,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的形成需经过获得、保持和消退3个阶段,1年当中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的出现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最佳竞技状态的形成依然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积累。训练分期理论中提出了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期的概念,3—6个小周期构成1个中周期,若干中周期构成1个以某一重大比赛而定的持续1 年或半年的大周期,这次的奥运延期时间,足以形成1个全年大周期。

   竞赛是竞技体育训练活动的杠杆,对运动训练的节奏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预期在今年7、8月份参赛的奥运会运动员来说,大多数项目根据前期赛事情况,正处于当前的一般准备期或专项准备期,即将进入6、7月份的赛前准备期或赛前减量期阶段,一些项目运动员已经为了备战奥运将竞技状态进行了长期的调整。为了不打乱队伍的现有训练节奏,建议在6—8月份模拟奥运会的比赛模式和节奏,进行一次内部测试赛或者国内公开赛,成为奥运会的模拟赛事。这种赛事模拟的安排好处有以下几点:1)保障了队员正常的训练节奏,在这场赛事之后,可以再以1 年的大周期进行新的训练安排;2)缓解运动员从去年冬训以来积累的紧张度和疲劳感,以及封闭训练当中因疫情因素带来的心理压力,赛事结束之后,可以正式安排调整期让运动员进行恢复放松;3)可以检验今年备战的成效,对运动员的实力状况、训练中存在的效率因素,有一个得失总结和问题查找的依据;4)因为明年预期在奥运会之后有国内的全运会赛事,在奥运模拟赛之后,队伍的周期安排应该与全运会的周期安排有一定的类同和衔接之处。对于国内队伍而言,明年还有全运会的安排,对此建议应安排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举行,直接与奥运会进行衔接,运动员通过短暂准备后,可以发挥“板块”周期的“痕迹”效应,保持高效的竞技状态,这对于绝大部分运动项目都是最经济和最高效的选择。

   由于各项目的联赛、奥运资格赛、其他国际和国内赛事的安排不同,当前不同项目的备战节奏和周期划分也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如传统体能类项目及赛事较少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体操、跳水、花游等,主要以分期理论的节奏安排进行备赛。而有大量积分赛、资格赛、大奖赛、洲际赛事和单项协会赛事的球类项目,比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项目的赛事较多,考虑到疫情影响,这一年正式的赛事会大幅减少,反而需要适应少赛的节奏影响,将传统分期安排和“板块”周期安排相结合,合理利用竞赛的杠杆作用,进行队内测试赛和其他竞赛安排。总之,各项目都需要把奥运前所有赛事安排和训练周期进行统筹安排。

1.3  体能训练年度计划的分期拟合:基础体能、专项体能的分段与转化

   在训练分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运动训练学专家图德·邦帕(Tudor Bompa)博士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早在马特维耶夫的研究发表之前,邦帕首次创建和应用了年度周期计划,并在同一时期提出了身体运动能力即体能训练的周期安排概念,尤其是力量和爆发力的周期训练安排。这种训练方法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并且让名不见经传的罗马尼亚田径运动员米哈埃拉·佩内什在几年之内便获得奥运会标枪冠军。邦帕发展了几种主要身体运动能力的周期安排模型:力量和爆发力周期安排、耐力和肌肉耐力周期安排和灵敏性周期安排。在邦帕的周期理论中,年度计划安排和身体运动能力周期安排是指导运动员全年训练的重要工具,年度训练计划帮助教练把全年拆分为多个带有具体目标的不同阶段,身体运动能力周期安排是最大限度促进运动员生理适应的方法性工具,而运动员最大限度的生理适应是提高其运动表现的基础(图德·邦帕等,2019)。

   年度计划周期,也就是把年度训练计划拆分成多个较小的训练阶段,让训练计划的规划更加清晰明确,从而保证运动员在重要比赛期间达到较高运动表现水平。主教练或专项教练要带着周期安排的思维进行技术训练、体能训练、心理训练和营养安排,并将它们纳入年度计划,以提高运动员的适应和运动表现。年度训练计划主要分为3个阶段:准备期、比赛期和过渡期。准备期根据任务不同可分为一般准备期和专项准备期。一般准备期的重点是通过使用多种一般或专项的方法形成基础性的生理适应,专项准备期是通过使用专项运动方式提升该专项运动员的能力。比赛期可再细分为比赛前期和比赛中期。年度计划的每个阶段包含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期。每个子阶段都有目标,子阶段的目标均指向年度训练计划的总目标。

   在身体运动能力周期安排的框架下,能够让运动员的速度、力量、爆发力、灵敏性及耐力等综合素质在1年中最主要比赛时期达到最高水平。运动表现取决于运动员对训练的生理适应和心理调整,同时也取决于运动员对技能和能力的掌握程度。为了在合适时间(即主要比赛的时间)达到最佳运动表现水平,运动员需要进行为期数月精心设计的体能训练,依序逐步提升生理适应。在一般准备期以强化基础身体素质为主,在专项准备期要在保持一般性身体素质训练的同时,强化专项能力训练,在不同阶段基础体能与专项能力训练叠加拟合,逐步递进,从而在赛期最大程度促进形态-功能适应,保持一般和专项身体能力的训练成效。

   自东京奥运备战周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以体能训练为奥运备战的重要抓手,在强化基础、恶补短板方面采取了重要变革。通过基础体能达标测试、引入专业人员和先进设备、增加体能训练时间比例、改进训练方法手段等一系列科技助力措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运动员的基础体能水平得到了明显强化和提升。但基础体能薄弱、专项体能不强的问题,依然制约着我们决胜奥运赛场的能力提升和实力发挥,我们对于基础体能依然需要“常抓不懈”。面对1年的延长期,对于基础体能的准备时间是较为充足的,同时在体能训练的周期策略安排上,也要利用时间机会,深入探索从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的转化途径,在保障基础体能得到强化的基础上,再针对专项体能的提升形成下一阶段的新方案,解决一部分队员转化效率低的问题。

   总之,在体能训练的整体安排策略上,建议国家体育总局统一或由各协会设置安排“奥运模拟赛”来顺利完成备战周期过渡,并提前做好明年分段赛事的可调性预备方案,让体能训练的周期节奏把控与专项训练更加科学的拟合。如果不能举行相关正式赛事,也要留出一个集中的减量调整期,让运动员得以尽快调整适应。同时,对于延赛1年体能训练的节奏安排,继续坚持体能达标测试和以体能促备战的策略,发挥测试的导向作用,在继续强化和夯实基础体能的基础上,加强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专项体能向专项运动表现转化的投入和实现途径,继续保持各种科技助力手段,提升队伍的整体科学化训练水平,以期运动员在2021 年奥运赛期达到最佳竞技水平。

2  体能训练主体内容板块的调整对策

2.1  最佳竞技能力构成因素的金字塔模型

   21世纪以来,在国外职业体育市场化蓬勃发展和密集型赛制的大背景下,对职业运动员伤病预防、康复、竞技状态保持及职业寿命延长的需求日益增加,功能训练得到迅速的发展。一大批身体功能训练领域的先行者们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总结,并经过美国职业体育的实际检验后取得良好效果,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与普及。实践证明,这种训练方式是对传统体能训练方式的一种有效补充,功能性训练方法不仅丰富了体能训练的内容,并且重新找回了曾经被忽视的身体训练基石——基础动作练习,还对竞技能力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认识(迈克·鲍伊尔,2017)。

   最佳竞技能力金字塔模型分为3个层次。最底1层是根基部分,它代表人体完成动作的能力,即人体动作功能,主要包括关节运动的灵活性、稳定性以及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当人体关节具备良好的灵活性、稳定性及神经-肌肉运动控制能力时,才能经济有效地高质量完成动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很好的发展其他各种能力。反之,当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出现异常时,人体动作功能就会出现过度使用、代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等情况,并容易出现疼痛和损伤。因此,正确的动作模式是整个身体训练的基础,也是预防运动损伤的前提条件(Cooket al.,2011)。

   2层代表人体的各项身体素质,如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和灵敏等。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层级就抛弃了动作练习。一方面,良好的身体素质是通过各种动作完成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动作是所有身体运动能力的载体。传统的体能训练追求通过发展力量和速度以获得更大的肌肉输出功率,但如果运动员不具备良好的身体功能和动作模式,而盲目依靠心肺功能增加负荷进行训练,就像一部发动机很好的跑车却没有良好的操控性能一样,其结果是十分危险的,这也是没有良好动作功能基础的运动员,容易出现急性或慢性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第3 层代表运动员具备的专项能力水平,基础体能需要转换成专项能力,最终展现为运动表现。

2.2  国内体能训练内容板块不合理的成因

   以国内长期以来的训练理念来对标竞技能力金字塔模型,发现队伍当中存在的情况是相反的。国内队伍大多最为注重和投入最多训练时间的是塔尖的专项能力,因为这是与运动员最终竞赛成绩关联最紧密的,也是最为见效的办法。但这样可能导致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金字塔基础的支撑,就会大幅增加运动伤病的潜在风险,同时,专项能力在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很快出现技术瓶颈,而因此停滞不前。

   金字塔塔基部分的身体动作模式和中间部分身体素质相关的基础体能,是长期被大部分队伍教练所忽视的。在近几届奥运会的备战过程中,包括在2012伦敦奥运周期身体功能训练团队工作的开展,我们队伍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也起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王雄等,2014)。但整体上来说,这种投入和改善还是不够的,其因素有多方面:1)很多队员的动作模式习惯、身体能力特点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定型,进行重新纠正和改变非常困难;2)由于缺乏高水平的体能教练指导和体能训练缺乏持续性,训练成效难以保证;3)因为各种赛事的成绩压力,以及主教练的训练模式难以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对于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基础训练来说,这并不是最“划算”的选择。最后导致即便是已经拿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在身体基础能力方面依然有短板,依然有不规范的、不合理的训练动作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伤病积累,或者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时间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2.3  延期后的体能备战策略调整建议

   即便对于高水平运动员,通过纠正性练习、基础动作模式练习、神经-反馈刺激练习等方法,依然可以达到重建动作功能、优化动作模式的效果。因此,在延期1年的情况下,在队伍的体能训练内容板块中,仍需加入一些功能性测试和纠正性练习等训练内容,并根据运动员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精神之一,无论新人老将,在同一竞技规则下进行实力比拼。而对于处于不同年龄结构和竞技能力层次的运动员来说,其体能训练的着重点有所区别。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正处于职业生涯能力的上升期,1年的时间可以产生较大的变化,不仅有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机会,而且对于明年全运会备战以及威廉希尔体育APP巴黎奥运会的储备也都是其运动生涯的重要节点。青年运动员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支柱,在体能训练当中,一方面要强调其动作质量,保持高质量的动作模式,增强金字塔塔基的厚度,均衡发展各项运动能力,消除短板,继续夯实其基础体能水平,同时可以安排合适负荷加强转化,快速提升竞技水平。而对于已具备丰富训练经验的老将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功能性训练和基础体能训练保障其身体的健康水平和能力厚度,重点是查缺补差,同时注重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的转化。

   “没有测试就没有评价,没有数据就没有计划”“如果不能测量,就无法控制”,已是全球运动训练领域科学化发展的共识(Haff et al.,2017)。当前在国家队进行的基础体能测试,让很多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身体能力不足有了客观的新认识,提升了长期忽视的一些身体素质,一部分队员也因此在专项训练方面取得了实际的进步和成效。测试不是目的,而是引导运动员科学训练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加1年的准备期,既要发挥出原有的作用,也需要对测试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升级,使其更好的为实现目标而服务。因此,建议在当前的体能备战方案中,在运动员基础体能测试达标以及短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后,可以将每月一次的测试周期延长,而同时注重专项能力的提升。或者可以在训练周期的专项发展阶段,让各运动项目安排针对各自项目特点的专项体能测试,发挥体能测试的训练指挥棒导向作用,从而最大程度拟合体能与运动员的专项运动能力的高效一致性,继续发挥体能在奥运备战中的重要抓手作用。

3  训练伤病风险因素的预防策略

3.1  延期对训练伤病风险的主要挑战

   对所有备战奥运的运动员来说,高强度训练时间的延长,运动员由于身体疲劳积累和情绪倦怠,训练当中产生损伤的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国内一部分运动员,在大赛之前,已处于长期带伤作战状态,目标就是坚持到奥运赛场进行最重要的较量,而备战时间的延长也给伤情加剧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一旦训练中把控不好,急性伤病突发,不但牺牲了个人健康,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因奥运延期而面临最大挑战的是一部分大龄老将,如今年36岁的举重运动员吕小军、33岁的竞走运动员刘虹、33岁的女排运动员颜妮、31岁的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和标枪运动员吕会会、29岁的跳水运动员施廷懋和王涵、女排运动员曾春蕾等,他们依然是中国奥运军团中的核心力量。备战中这些老将除了面临世界范围内新人的挑战,面临意志和体能的双重考验,现在还将面临延长1年的训练伤病风险。体能训练的重要功能不仅是要提升运动表现的竞技体能,同时要提升可有效预防伤病的健康体能,在团队中与康复人员进行紧密配合,发挥健康保障的最大效能作用。在延期备战过程中,应利用体能训练预防损伤的功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伤病,避免意外发生,建立起针对损伤防治的体能-康复联动反馈机制,发挥体能、康复双重保障的组合效应,保护好前期的备战果实。

3.2  日常体能训练中的伤病预防策略

   在预防伤病的体能训练策略上,重点应该进行以下几点安排:1)应该在今年的测试赛或周期结束后,尽快安排时间对当前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健康情况进行再一轮全面的体检、测试和筛查,了解运动员个体伤病情况和风险因素的变化趋势,特别加强体能教练和队医或物理治疗师的深入沟通和配合机制;2)利用这一年时间,重点安排一个较长时间的基础体能阶段,特别是结合身体功能训练的方法优势,重建或恢复运动员机体关节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在既定的训练计划当中加入纠正性练习环节,并进行定期的功能性筛查评估,利用FMS、SFMA、Y-Balance、星型平衡测试等功能性测试、筛查方法,进行针对性改善;3)重视每一次训练课的热身或准备活动,做好每一堂课、每一个训练日的身体恢复放松,及时消除疲劳,避免训练中出现意外和慢性损伤积累;4)每堂重点体能课训练前,应做好运动员主、客观疲劳监控,用相关测试量表、心率表、Omegawave 竞技状态综合诊断系统等科技手段了解运动员前一天的睡眠、休息和恢复情况,训练课后做好训练课强度负荷的主观评价,动态掌握运动员的身体疲劳状况和心理情绪因素,并根据实时反馈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动态调整训练课的负荷安排。

4  体能训练保障机制的稳态保持和动态调整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当中,我国政府展现出了巨大的体制优势。而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成功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成绩与我们长期封闭集训的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在新时代,面对改革新形势,既要对原有体制中不灵活、低效率的部分进行优化整改,也要继承发扬我们集体协作的固有优势,强化训练保障。

4.1  经费保障的预期下降因素

   延期1年在训练保障方面带来的影响当中,首先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备战经费的不足。疫情让全球经济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紧张期,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处于第1位,各行业保障经费包括奥运保障经费的下行是必然预期。经费减少会给备战带来新的压力,对我们的后勤保障机制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4.2  人员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体能训练工作的保障当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人员的变动因素。体能教练的选择和稳定是体能备战工作成功的重要保障,稳定的保障团队结构,对于运动员训练的适应性和持续性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本轮备战中,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能训练、康复国外专业人员的聘请上投入了大量经费,这些经费预算均以今年的奥运会结束为时间节点,而经费缩减可能会导致部分人员的离岗,而国内体能教练的待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也不足。如果由于经费缩减发生人员变化,应予以慎重考虑,并采取一定的国家队与省市队伍的联动应对策略。比如某些队伍外教水平不错,特别是通过近两年备战过程与队伍的反复磨合,得到了队伍的信任,当人员费用不足时,可以建立国家队与地方全运会保障的联动机制,让地方省市财政负责部分经费,将履约合同的时间放在奥运会和全运会都结束后。体能教练的个人业务能力、跟队经验、风格类型和队伍、运动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性和选择性,若前一阶段发现体能教练并非非常适合,或者对前期工作完成情况不满意,应在新周期开始前尽快调整,选择最合适的体能工作人员。

4.3  训练基地的场地和器材设备保障

训练基地的场地和器材设备保障是体能训练重要的硬件辅助因素。全国各级训练基地的经费投入不一,训练器材的配备不同,在运动员转训过程中,由于器材设备的差异和缺失,也会对训练和测试的持续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体能训练的方法种类是多种多样的,达到一个目标可以根据现有器材设备,甚至进行徒手训练,但在效果上,一些特定负荷、特殊针对性的训练器材还存在较大的辅助优势。建议各队伍可配备一些费用不高的便携式训练器材,比如弹力带、TRX、训练滑垫、泡沫轴、筋膜球等。另外可以由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一个全国训练基地体能房功能设置的指导性标准,指导各基地体能房配备基础性的综合力量训练架、哑铃、壶铃、有氧训练器械等通用设备,保障国家队在各驻训基地的基本硬件条件。

此外,在保障机制方面,加强队伍内体能教练之间的业务交流,定期组织体能教练召开专题业务研讨会,让业务研讨成为常态化形式,让专项教练和相关保障人员都参与其中,集思广益,提出、研讨和解决训练中的具体问题。

5  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奥运延期的双重冲击面前,全球奥运备赛运动员尤其是其中的大龄运动员,都面临着“艰难的坚守”。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对人类意志和体能的考验,是不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运动魅力和体育精神。1 年延期带来的各方面影响虽然复杂,但对于所有备战运动员来说,主动迎接挑战才会赢得更好的提升机会。在体能训练工作方面,需要做好训练周期调整后的训练计划拟合、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内容方案、最大程度规避损伤风险、加强训练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工作,使得中国奥运军团能够继续夯实体能基础,在1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中达到最佳竞技状态,重塑世界竞技体育新格局。

——摘自:王雄,第32 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后体能训练备战对策的考虑因素——《中国体育科技》,2020.01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研究

竞技体育战略的优化设计是实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迅速转变为体育强国的重要保障。其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直以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时段纷纷制定宏观竞技体育战略规划及实施微观竞技体育战略措施,从而正确的引导中国竞技体育沿着科学、健康、有序、可持续的道路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的高速前行。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处在转型的“十三五”攻坚期,竞技体育在向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方向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系统运转过于行政分割化、地域分割化、部门分割化所造成的竞技体育市场零散,要素流动受限并且协同度不高,资源不能科学、合理分配,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相关多方利益博弈收益不能最大化的诸多矛盾不可避免的日益凸显,这些都不同程度的阻碍着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另外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及体育管理部门在解读国家总体竞技体育战略思想的过程中存在思路偏差,信息在不同层级传递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失真,使得战略执行穿透力不强,弹性化不足,不利于中国竞技体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实践上的困扰往往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因而系统查阅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相关论文、专著、国外资料为本研究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访谈中国相关竞技体育管理部门行政人员、相关领域专家,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现实进行深度了解,为本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战略困扰,架构优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战略策略,从而解决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脉络及现状

中国竞技体育历经萌芽阶段(20世纪50—80年代初) 、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21世纪初) 、深化阶段(21世纪初—威廉希尔体育APP) 、新阶段(威廉希尔体育APP北京奥运会后至今) 4个时期。

萌芽阶段的中国竞技体育是以独立省属行政经济地理区域为基本单位而存在发展的,其战略模式演进一直以计划模式为主导,以“奥运争光”“全运夺金”为主轴,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份额极小。该时期的竞技体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竞技体育工作的完成模式是: 先以省域基本单位进行线性目标分割,然后各级政府分别执行任务完成分目标,最后各行政省域综合达成国家竞技体育总体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计划与夺金模式使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大,从大逐渐转强,为中国体育事业的辉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乃至国际化的核心基石。

发展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的国策,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前行,市场经济所占份额在国民经济总体中的比例中愈来愈高,不同省域经济由于世界经济市场日渐形成、国内经济市场的日渐同一而彼此依赖,逐趋形成中国独有的区域经济格局。单一、独立的省域经济由此难以维持,中国不同省域基于地理位置及资源的相近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大经济地理版块区域,中国的竞技体育也随之不断深入发展形成了四大区域竞技体育版块,各大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的竞技体育实现了广泛的交流与协作,中国竞技体育总量得以不断提升。然而由于经济的失衡导致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相对失衡,并在后来的发展中愈演愈烈,形成强区恒强,弱区愈弱的竞技体育格局。即便是所谓的单一区域之内基于多维原因,诸如恶性竞争、资源分配不均等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致使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极度不均衡,中国的竞技体育依旧处于探索缓慢发展时期。

深化阶段随着中国竞技体育逐趋与世界竞技体育接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计划模式与市场模式日益深入交融,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同区域的竞技体育元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差别与比较优势,各区域竞技体育进行频繁的交流协作,不断推进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区域竞技体育战略格局也更加复杂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竞技体育分化日渐凸显,极差愈来愈大,中国竞技体育的区域格局朝着畸形偏态结构蹒跚前行。

新阶段始于中国北京奥运会之后。威廉希尔体育APP北京奥运会中国一举夺得48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这一空前的战绩使中国竞技体育向强国之林迈出重要一步,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也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不同区域的战略规划,在国家统一的竞技体育战略思想规划下进行了深度调整,既遵循统一的国家竞技体育总目标,又以自身区域特征为背景制定分域战略目标,形成了统分结合,协向并进的后奥运竞技体育战略新体系。然而荣耀的威廉希尔体育APP北京奥运后的新竞技体育战略体系依旧存在诸多矛盾:竞技体育资源持续不断累积垄断化;区域竞技体育运行以行政计划调控为主而忽视市场规律;区域竞技体育没有形成良性协作机制,协作层面不够深入,效益不够理想;区域竞技体育行政主体利益至上等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竞技体育的改革深入也势在必行,而改革的前提在于深入分析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制约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困境解冻策略构建。

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困境

2.1  区域经济非均衡性格局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制约性

中国广袤的地域及独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样存在地域差异,同时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受到多维因素影响。近年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发展迅速,但在国内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区域却表现出较大差异。全运会竞赛成绩是反映我国地域竞技体育水平的最直接因子,对近3届全运会的奖牌分布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比赛时间相隔的12年间奖牌分布情况几乎基本相同。尤其是处在前八名的队伍,只在名次上有相对的调动,这便是竞技体育区域事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马太效应”。从全运会奖牌分布来看,竞技体育发展较好的省份多集中于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区域,广东、山东、江苏等多为奖牌榜前三的常客。从中国宏观经济的GDP发展来讲,这3个省份的GDP水平也是中国区域经济的最高水平。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区域布局来讲,大致可分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其发展策略是: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各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行同样限定了目前体育事业发展的程度与水平。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支持、重视与投入是决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而体育事业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总值、政府援建体育场地数、财政拨款额度、体育训练经费、公益性社会指导员累计人数5项指标。对于区域竞技体育来讲,运动员成绩与竞技体育人才储备则是其发展中的核心因子,运动员创造的成绩愈好,优秀运动员储备量愈多,教练员执教水平愈高,那么该区域竞技体育总体发展水平就愈高,而只有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才能带动这些因素水平的逐步提升。

2.2  各区域竞技体育布局调控缺乏,存在盲目性与攀比性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社会文明传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区域依据自身优势竞相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城市文明,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在统一的中国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战略思想指导下也呈现出多样化。从目前各区域的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整体看,盲目性与攀比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各地区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整体缺乏规划性,各地区部门竞相发展自身体育事业,各自为政,忽视区域竞技体育的协作共进。就中国体育事业推进过程中的宏观布局来讲,建成体育强国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最终愿景。就各区域战略布局来看,由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足,各区域依然存在过度重视“奥运争光”战略以及“全运”发展战略,“金牌主义”“功利主义”依旧普遍存在。这在无形中便使得行政指令协作在区域竞技体育协作中占主导优势,市场杠杆调节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态势使得竞技体育资源禁锢,各要素流动受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2)各区域的盲目性与攀比性发展使得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存在众多的失衡。在众多经济因素中,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知识经济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人力资源竞争力六大经济因素与省域竞技体育关系密切。就竞技体育而言,其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发展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背景下,制度因子不健全导致一系列俱乐部模式、体育产业模式、体育市场模式等存在较多弊端与误区。其发展竞争力如同水中捞月、隔靴挠痒。而各区域政府在体育建设上存在盲目性与攀比性,为了自身利益竞相将竞技体育的发展变为打造政绩的工具。“大而全”的场馆建设、后备选材过度消耗了自身体育事业的多元文化特色,从而使得区域性的体育事业得不到有效充实与发展。同时长期以来,中国体育理论界着重从微观或中观层次研究体育组织过程及其模式,而在宏观层次上主要以全国或四大地带作为分析单元,忽视了宏观体育发展复杂过程中的空间差异性。造成其弊端与误区的另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各地域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赢”思想理念进行竞技体育项目布局,过度消耗人力、物力资源,以满足自身的小而全,从而导致物质资源的铺张浪费,不能形成各区域间的协向并进、发展共赢局面。

2.3  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竞技体育资源得不到有效发挥

中国竞技体育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其发展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深深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飞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并得到深入发展,出现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局面,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已逐渐置身于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中。在经济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期,竞技体育诸多领域制度、法规出现真空,竞技体育的发展同与之并存的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不可避免的发生矛盾与冲突。而中国竞技体育的计划惯性使得各项竞技体育市场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竞技体育事业困难重重,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格格不入。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长期处于在“举国体制”的模式主导下,其资源建设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相关资源和力量,国家负担经费来配置优秀的教练员和软硬件设施,集中选拔、培养、训练有天赋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一系列国际赛事。这种培养模式在传统的“金牌主义”主导下,在中国特定的发展时期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这种模式无论是在运动员长期发展过程中,亦或是市场商业化操作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凸显出不足,与社会市场的积极性、规模的扩大化以及竞技体育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相悖。在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与中国竞技体育相呼应的新生资源,但受制于传统体育发展理念的影响却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壮大。从另一角度来讲,过度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并不利好于中国目前竞技体育发展的国情。一方面完全市场化体制发展,会使部分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竞技体育项目大量涌现,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中国的竞技体育真正做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虽然从长远理论的角度来看,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较为彻底,但在短时间内中国竞技体育整体水平也可能会出现大滑坡,从而使改革与中国国家竞技体育政治目标最大化相冲突。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市场发展空间相对较小的冷门项目如:水上项目、冰上项目、射箭、高尔夫等运动,在社会上及校园中很难得到有效开展,如果完全依据市场规律进行培育,其生存发展状况就令人堪忧。中国在近些年来经济层面虽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是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存在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这同样也决定了市场化体制不能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发挥。举国体制和市场化体制缺少系统性、科学性、深入性交融是区域竞技体育协向共进发展的矛盾节点。

2.4  传统区域理论主导背景下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以来,各区域竞相发展社会经济,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制度、发展战略规划,整体效应上体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但总体讲来无法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竞技体育文化的需求。传统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理念主要强调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竞技体育自身三者相互协调发展。从地理环境因素来讲,中国地域辽阔,在历史变迁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东部沿海区域为例,在一些水上竞技项目方面极具特色,而在冰雪项目方面,东北地区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实现了对该项目的全国性垄断。但这些地域特色项目并不利好于其他地域,缺乏可推广性,项目的普适性与市场化难以实现。这就导致了中国区域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呈现出不均衡性,缺乏项目发展的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地理特色资源项目的失衡,各区域间缺乏协作共向发展,从而使得区域间整体竞技体育利益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不能充分实现竞技体育区域间的合作共赢。中国疆土面积辽阔,各区域体育事业基于一定的地理风貌、经济差异性、历史选择性等呈现不同的空间结构化,因此不同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特色各异,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一定瓶颈。从空间角度来分析现今的竞技体育制度的不足,并将其进行优化设计,同时如何实施有效的协同理念促进百花争艳是区域竞技体育项目合理发展过程中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计划经济下的我国很多运动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下也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这种计划式经济培养手段使中国逐渐成为了体育大国。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更多的运动项目向职业化过渡,项目职业化是市场经济对竞技体育项目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三大球便相继开展了职业联赛,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时有效的提升了运动项目的技战术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适合于市场经济,项目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项目社会化程度及经济效益的不断发展为依托,因此对竞技体育自身来讲,其发展必须根植于以国情为基础的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共融、协同、共进发展之中。

2.5  竞技体育资源分配不均,资源整合有待优化

2011—威廉希尔体育APP奥运会争光计划纲要》明确指出:将竞技体育社会化是完善举国体制的重要保障。竞技体育资源社会化是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路径,也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最终归宿。竞技体育资源可以表述为能够满足竞技体育发展所需的各种自然、竞技、社会等要素或条件。中国区域竞技体育资源分配的主导者是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及各区域的政府部门委托的次级体育机构。基于地域经济与地域地理差异,国家层面的体育管理部门及区域政府常常会以自身利好为基础进行预判资源投入,于是就会出现竞技体育区域资源分配一部分区域极为不足形成竞技体育资源贫瘠,而另一部分区域却因过度掠夺式发展造成竞技体育资源过度铺张浪费。其区域性发展体现在如下几点:1)各区域竞技体育资源投入不均。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建立在以运动员为对象,通过其训练所配置的一系列教练员、场地建设以及竞赛经费为保障前提的,因此物资资源的投入多少决定了其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从目前现状来看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在其物质投入方面远远高于相对贫瘠的地区。例如中国东部区域,经济相对发达,其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从近些年的全运会竞赛成绩中可体现出来。2)以经济发达区域为主导的竞技体育资源过分掠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失衡使得竞技体育资源相对集中于经济优势区域,这一点着重体现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和省会城市。这些地域因为自身的物质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相对贫弱的省份或是城市进行过度的竞技体育资源掠夺,这种过度竞技体育资源掠夺行为是导致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严重失衡的核心因素,同时也使得竞技体育事业总量难以提升,区域协作模式难以优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域在其发展竞技体育事业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大打折扣。

2.6  处于计划与市场双控体制中的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综合社会效益难以提升

中国经济是在计划与市场共向协进的模式理念下发展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经济体制。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经济发展格局也产生相应的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进入新世纪后党和国家作出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战略部署,必将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前期发展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即“举国体制”。这种“集权化”培养机制,从运动员选材、训练、竞赛、输送、分配、退役等均由国家政府统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价值补偿机制的弊端。正因如此,竞技体育发展也遭遇了一些盲点与误区。过分强调市场,则会弱化中国优势竞技体育项目,以体操、水上项目等为首的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运动项目,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整体竞技水平下降趋势。而过分强调“举国体制”则使竞技体育市场效应大打折扣,违背市场规律,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悖,同时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实体化、市场化、产业化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因此在这2种经济制度并存下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一直举步维艰,很难找到多方攸关竞技体育利益平衡点。在计划与市场协同并存的经济体制下,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好坏关键在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博弈平衡。但是这种博弈机制必须建立在中国现阶段基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目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化,即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宏观调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但是中国竞技体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开传统计划弊端,利用市场优势全速前行,没有现存的经验可偱。现实的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制度真空或者不健全、市场秩序混乱等不利因素是阻碍我国区域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举国体制”被印证了已经不能较好的推进中国现时区域竞技体育的健康、科学、有序发展。因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下的区域竞技体育发展一直缺乏综合利益平衡点,面临行业发展瓶颈。

3  中国竞技体育战略机制优化策略

3.1  淡化竞技体育事业发展“金牌主义”论

功利主义是传统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特色模式,即把竞技体育当作一种政治手段以奥运争光、全运夺牌为发展目标。这种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扭曲了竞技体育发展的真正内涵。社会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即要遵循“以人为本”为核心。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讲,“金牌主义”下的政府阶层,过度将体育优质资源运用在顶层核心项目,忽略其他项目的基础发展,这是与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相悖的。而从市场角度来讲,这并不利于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相关企业的健康发展,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无法与当代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相融合,与“双轨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淡化区域竞技体育的功利性,强化竞技体育品牌打造理念,使竞技体育更好的服务社会,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综合效益是区域竞技体育协作未来发展的主要导向。这便要求作为顶层设计者的各级政府,和竞技体育发展社会实践中坚力量形成改革的合力,协同民众个人的价值观参与导向,共同走出当下竞技体育“金牌主义”的发展困境。

3.2  建立计划与市场双控的竞技体育发展资源模式

资源问题始终是中国竞技体育乃至体育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竞技体育的资源具体可包含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体制资源、政策法规资源、科技资源以及产业资源等等。区域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具体可包括种类、层次、规模、结构及方式。实践证明,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直线区域协作资源发展模式并不利于当今社会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进程。经济发展失衡使过多的资源利用集中于经济优势区域,资源过度掠夺是形成了竞技体育发展“马太效应”的终极原因,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发展趋势势必引致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模式的重新改良。而提升竞技体育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与时效性,确立以我国国情为框架背景的“双控”区域竞技体育协作资源配置模式无疑是其首选。一方面,要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依据市场运作对各竞技项目进行社会化培养,实现真正的竞技体育产业化经营,从而打破传统的政府垄断式资源配备,通过合理的竞争平台促进项目竞技水平。政府要在市场操控机制下为体育产业化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维护竞技体育市场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对市场价值较小的运动项目以及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则要继续集中国家力量进行发展培养。依旧采取“计划”主导模式,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以待我国市场经济成熟后采取市场化经营。“双控”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模式即是适当放权与平衡区域体育资源配置,以实现竞技体育资源合理调配,调动经济弱势地区的竞技体育事业积极性,促进中国竞技体育总量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正由计划配置逐渐向市场配置转轨,处于计划与市场双控体制下,并逐趋转轨到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改革道路上来。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在其培育、开发、利用等方面虽较计划经济时期有所改良,但仍未得到良好的管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事业市场化改革依旧受到传统计划控制惯性阻力的较大干扰,与“举国模式”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不能与举国模式进行深度融合致使改革进程缓慢,竞技体育市场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竞技体育资源相对性不足,部分区域实行过分资源掠夺模式,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与相对资源过剩与浪费。区域竞技体育协作是以各地域、项目、政府等为轴进行多维式的竞技体育合作发展,以区域一体化进行竞技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整合各区域的优势实现区域竞技体育整体协同共进。这就必然要求协作区域优化相关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既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优胜劣汰发展优势项目,提升优质竞技体育资源利用效率,又利用计划指令扶持基础项目实现区域竞技体育项目合理布局。打造统一的区域竞技体育市场,建构区域竞技体育协作联盟,对区域竞技体育资源进行科学调配、合理实用,共同实现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效益最大化,从而不断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进步。

3.3  建立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完善协作组织机构

优化的区域竞技体育协作机制是实现良好的竞技体育事业综合效益的前提,也是竞技体育事业由概念化走向实体化转变的强力保障。而建立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则是加强区域体育管理和协作的有效举措。区域竞技体育协作专门组织在完善运行机制同时对提高协作效率,实现利益主体与决策主体平衡式发展、规范化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的重要作用:1)以区域协作的各省市体育部门为领导机构,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制定一系列的发展规划、组织、管理以及交流工作,对市场化操控进行法制化管理;2)建立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的信息平台,对市场化手段经营进行舆论宣传及监督,通过参与民众对市场运营策略进行反馈与评价;3)组织机构必须有社会部门参与,将竞技体育产业化经营模式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请行政部门商议并共同解决,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必要时可行使一定的决策权来增强运营手段;4)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要针对该协作的省市区域进行一系列赛事组织促进该区域人群的共同参与度,建立以民众共向参与的竞技体育互动合作平台,增强其区域协作的认知度和共识性。

3.4  优化竞技体育协作机制、完善协作法理、法律制度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是竞技体育区域协作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竞技体育的区域协作必须遵循竞技体育市场规律,以竞技体育市场为调节杠杆,以行政计划指令为调动与协调工具。在其推进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系列不健康的、紊乱市场的不良因子,例如其发展过程中的投机取巧、非正常的行政干扰、弄虚作假等。因而良好的区域竞技体育协作机制的构建必须通过行政手段健全和完善相关竞技体育协作的法治理念以及法律手段,剔除阻扰及破坏竞技体育区域协作市场的非正常因素。

培育健康、有序的竞技体育竞争与协作市场,必须要以细分竞技体育流动要素、明晰竞技体育要素流动规律为前提,进而准确把握区域协作发展方向。从社会学与经济学角度而言,竞技体育的要素流动是指:为提高竞技体育效益从而在各项目中出现的有序与无序并存,各元素的流动现象。竞技体育元素流动途径可归纳为横向与纵向流动,横向流动比如运动员的跨区域流动,纵向流动如同一区域职业队与业余队之间的流动。在实际流动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管理部门要不断的摸索经验,制定流动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竞技体育元素流动,充分实现流动元素各主体间利益的共生共增,多方利益博弈均衡,从而推动区域竞技体育协作得到持久性发展。

3.5  培育专业竞技体育协作中介

欧美资本主义竞技体育发达国家之所以区域协作化程度高,除拥有健全的相关制度外,专业而发达的职业竞技体育中介是其重要因素之一。竞技体育协作中介产业是为了方便竞技体育协作商品流通,连通竞技体育协作市场买卖过渡环节不断壮大竞技体育协作市场而逐趋形成的中间企业。新时期竞技体育投资与竞技体育消费作为新兴朝阳领域不断击起民众的投资热情与冲击着民众的消费意识,中介产业便成为竞技体育商品交易的中间桥梁,成为竞技体育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随着竞技体育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职业竞技体育也得以迅猛发展,竞技体育资源配备也逐步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供给,广阔的竞技体育协作市场也为竞技体育中介产业造就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而培育一大批竞技体育区域协作的优秀中介产业也就成为中国竞技体育逐步实现社会化、商业化、职业化、产业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就要求竞技体育相关部门规范竞技体育协作中介职业标准,行业规范及壁垒,以此制定相关的培训、就业计划。充分利用社会化机制平台,共同促进竞技体育区域协作。

3.6  创新区域竞技体育发展协作管理机制

传统的区域竞技体育的管理机制是以政府为中心,实行高度集权化,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纲实现政府对宏观到微观竞技体育元素的完全操控。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从根本上压抑了市场机制对竞技体育的扶持,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是难以交融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与政治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如何借助中国特有政治文化优势,实现区域竞技体育利益最大化是关系到中国竞技体育未来走向的重要一环。而实现这一环节的关键在于必须创新区域竞技体育发展协作管理机制。长期运行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在中国区域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根深蒂固,致使区域竞技体育协作机制僵化,竞技体育事业效益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在区域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中担任的角色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与现行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在我国区域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将自身角色定位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与协调者,而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将区域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具体事务交由社会打理,由竞技体育市场进行自我调节,不断纠偏,从而实现社会各行业的多元参与与协作,真正达到政府、社会、竞技体育事业三边互利共赢局面。

另外在竞技体育产业化方面,政府应确立提升竞技体育总量与打造竞技体育品牌意识,鼓励竞技体育社会多元化投资,适度放权为区域竞技体育协作起到真正的引导与调节作用。威廉希尔体育APP3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合理规划,协调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层面针对于体育产业发展发布的政策性文件,足以说明竞技体育产业在新时期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现代竞技体育的高水平发展也决定了其市场化的需求。竞技体育协作机制理念是建立在以市场为平台,追求效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整合性研究的结果,因此将竞技体育产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4  结论

1)持续不断的竞技体育战略优化设计是中国竞技体育迈向强国之旅的关键环节。面临新时期的竞技体育发展新阶段,如何提升中国的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全面推进竞技体育产业高速前行,提高竞技体育综合效益,使之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并同其他产业协同并进发展也就成为竞技体育战略研究必然,同时也必将为中国竞技体育战略理论与竞技体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2)中国竞技体育历经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和新阶段4个时期。萌芽阶段战略模式以计划模式为主导,以“奥运争光”“全运夺金“为主轴,其成果是新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石;发展阶段由于萌芽阶段的中国竞技体育战略的诸多部分已渐渐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于是中国竞技体育战略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市场逐趋进入竞技体育产业,竞技体育市场初露端倪,中国竞技体育蹒跚前行缓慢发展;深化阶段基于威廉希尔体育APP北京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迎来一个发展快速时期,竞技体育市场逐渐成型,竞技体育发展形成“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共进战略模式。但同时区域经济失衡导致国家竞技体育战略总体规划与区域竞技体育战略分化矛盾日趋凸显,形成强区恒强,弱区愈弱态势,并具有相当的“马太效应”; 新阶段中国竞技体育战略必须进行深度改革,充分实现市场主导,举国协调,战略模式统分结合,合理竞技体育资源分配,实现区域较均衡发展。

3)区域经济不均衡是制约中国竞技体育整体水平提升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中,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竞技体育稳居前三,中部地区随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较弱。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极度不均衡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失衡、竞技体育地区投入差异过大。其解决策略在于:今后一段时间内,在经济层面要优先发展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不同区域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对这些落后地区实行竞技体育资源分配相对倾斜政策,实现落后地区竞技体育精准扶贫,同时地区本身也要加大竞技体育经费投入。

4)区域竞技体育布局调控缺乏,盲目性与攀比性严重损害中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中国各区域,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部各亚区域,竞相发展大而全的竞技体育,缺乏宏观整体的规划与布局,导致诸多重复,忽视区域共享、协向并进,竞技体育综合效益与总量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其解决策略在于:剔除“功利主义”“金牌至上主义”,淡化“奥运争光”战略以及“全运”发展战略。实现分层、分区、分重点设立竞技体育项目,充分实现区域内外协向共进,多方共赢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5)竞技体育市场不成熟导致竞技体育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中国长期的“举国”竞技体育体制使得中国的竞技体育市场发展缓慢,竞技体育市场制度与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度存在诸多真空,竞技体育资源分配缺乏严格依据与科学的考量标准,极大遏制了竞技体育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造成极大的竞技体育资源浪费,竞技体育资源利用的时效性与经济性不高。其解决策略在于:加强竞技体育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培育竞技体育中介,建立并完善区域竞技体育协作组织,规范竞技体育市场,建立计划与市场双控竞技体育资源调配模式,市场化不高的项目由举国体制运营,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交由市场打理,充分实现“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深度交融。

6)传统区域理论限制了中国区域竞技体育战略的优化设计。传统区域竞技体育战略设计主要是依据区域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竞技体育自身3个因素来设计与考量的,基本策略构建以三因素为考量基础,然后根据行政地域、区域自身特征进行战略制定,缺乏时空上的纵向与横向考量。所以即使是同一区域的不同亚属区域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更不用说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其解决策略是:充分依据自身区域地理、经济特点制定竞技体育战略发展规划,同时与其他区域共建竞技体育区域战略共荣圈,求同存异,优劣互补,实现横向纵向交叉融合协向共进区域竞技体育战略构架。

7)计划与市场矛盾重重,竞技体育资源分配畸形导致资源整合度不高,竞技体育产业的综合效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中国竞技体育资源过度倾斜各级行政中心地域,并且行政中心地域对区域内或区域外经济薄弱区域的竞技体育资源过度掠夺,造成资源浪费与资源极度贫瘠两级分化现象。“计划惯性力”一直穿透在中国竞技体育战略制定的整个过程中,市场调控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使得竞技体育产业发展活力不足。其解决策略是: 合理分配竞技体育资源,竞技体育战略规划实现统分结合,依据地域特点、经济现状、差别比较制定契合区域实际的多元、多层次竞技体育战略目标,节制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创新竞技体育区域协作、融合机制,搭建区域竞技体育有效协作平台。

——摘自:王三保,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10

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的修改评述 ——基于与2015年版WADC条款的对比

为了回应体育运动中兴奋剂斗争新形式和国际人权方面准则和判例的变化,威廉希尔体育APP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启动了威廉希尔体育APP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简称WADC)的修订程序。经过2年多的征求意见和磋商谈判,威廉希尔体育APP11月,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WADA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版的WADC,新版WADC结合体育、社会、医学和科技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做出了完善,将从威廉希尔体育APP1月1日起正式生效。WADC是协调世界范围内体育组织和相关机构反兴奋剂政策、规则的基础性文件,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在内的660多个组织和机构接受WADC,WADC的修改将对世界反兴奋剂斗争产生重要影响。我国作为WADC的约束方,也需要根据WADC的变化相应调整我国反兴奋剂政策和法律。因此,基于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与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条款对比,探究其内容变化,对今后我国反兴奋剂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强调运动员健康和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

与之前几次WADC的修订不同,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较少关注基本原则部分,把目光更多集中在解决相关方在应用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时产生的技术问题,不过仍然有2处重要的修改。一是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将健康提到了基本原则的首要位置,强调了保护运动员健康的重要性,这背后跟欧洲人权法院的意见有关,在反兴奋剂实践中,诸多措施面临合法性审查。而WADA原先一直强调的“维护干净体育”更多侧重道德范畴,很难成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欧洲人权法院在最近的裁决中以运动员健康为主要理由,维持了WADC的行踪申报制度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WADA伦理工作组对WADC基本原则进行了额外的修改,以更好地说明WADC的伦理基础,避免落入合法性的困境。

同时,为了回应近些年日益高涨的运动员权利诉求,应WADA运动员委员会建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基本原则部分纳入运动员权利,体现了对运动员权利的关注和重视,并将运动员权利保护贯穿于整个WADC之中。从法理上讲,个人并非组织管理的客体而是主体,不能以过度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满足组织管理的目的。保障涉兴奋剂运动员的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与保护“干净体育”同样重要。在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已经凸显弘扬人权、切实保护运动员及运动辅助人员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明确将运动员权利写入基本原则,另外,WADA在修订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的过程中还同步制定通过了《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法案》,作为运动员权利保护的概括性文件,在该法案中汇总了各个反兴奋剂文件中明确规定的运动员权利和反兴奋剂背景下全面保护运动员权利的其他最佳做法。可以看出,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相比威廉希尔体育APP版在运动员权利保护方面更进了一步。

2  修改和完善兴奋剂违规的认定

对于何种行为构成兴奋剂违规是反兴奋剂中最重要的问题,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了10种违规行为,但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争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对争议规则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2.1  新增违规事由

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相比,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新增了多项违规事由,一是运动员或其他人阻止或报复兴奋剂举报行为(第2.11条),运动员和其他人任何威胁或恐吓举报人,阻止其善意地向反兴奋剂组织、执法机构、监管或专业纪律机构、听证机构、WADA和反兴奋剂组织调查人员提供涉嫌违反兴奋剂规定信息,以及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均被视为兴奋剂违规,对这些违规行为视严重程度处以2年至终身的禁赛。WADA近些年一直致力于构建“内部举报人”这一更贴近监管视角的制度来强化打击的效果。该条款主要是为了保护举报人,同时也扩大反兴奋剂组织的情报来源。但是该条款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对兴奋剂举报行为的界定尚未明确。

二是将企图共谋也视为兴奋剂违规(第2.9条),共谋是指协助、鼓励、资助、教唆、策划、掩盖兴奋剂违规,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故意合谋的违规,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对企图共谋是否属于兴奋剂违规未予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容易出现分歧。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明确增加了企图共谋作为违规事项,也就是说,对于兴奋剂故意共谋行为,无论是企图共谋还是实际共谋既遂都将被视为兴奋剂违规,体现了WADA对于兴奋剂故意共谋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强,背后的法理也不难理解,共谋行为往往波及面广,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三是修订了篡改的定义(第2.5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2.5条和2.5条释义中以列举的方式描述篡改行为,导致篡改行为的适用范围不明确,运动员也常以“不属于篡改行为”提出抗辩,在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中,不再明确篡改行为的具体定义,理论上,运动员在反兴奋剂管制中任何欺诈行为都可视为“篡改”,很多利益相关方提出的运动员在结果管理和听证过程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获取虚假证人证言也被列入“篡改”的行为中,被视为单独的一次兴奋剂违规行为。

2.2  修改部分违规行为的认定

一是不同于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只规定可将运动员的B样品分离,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允许将单个A样品或B样品分离,用于初始分析和确认分析的2个部分(第2.1.2条),确认分析发现违禁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的存在或者运动员放弃确认分析被视为兴奋剂违规。二是将非典型结果的实验室报告扩展到内源性物质以外(第2.1.4条),按照实验室国际标准,实验室应报告违禁物质的存在,当实验室将样品检测作为非典型结果报告时,负责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有责任进行审查和必要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将非典型结果作为阳性检测结果提交。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实验室只将涉及由人体内产生的内源性物质作为非典型结果报告,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删除了“内源性物质”,允许WADA制定一份可能被报告为非典型结果的其他违禁物质清单,并由此引发调查。例如:在样品中检测到微量克伦特罗(clenbuterol),此元素非内源性物质,但此种元素多源于潜在的肉类污染。因此,有必要将非典型结果的报告类别扩大到内源性物质以外,由负责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进一步调查,以保护运动员免受食品污染导致的阳性检测结果。这样的改变集中体现了WADA的一贯作风,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提升打击的准确性,严格区分真正欺诈者和过失违纪者。

2.3  修改部分违规行为的证明

一是明确了反兴奋剂组织可以通过任何可靠的方式证明部分类别的兴奋剂违规行为,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样本只能在已获得WADA认可的实验室,或WADA批准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考虑到经济因素和地理便捷,如血液分析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从采集点运送到实验室,WADA可能会批准未经WADA认证的实验室进行特定分析。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对于第2.1条下的兴奋剂违规,即样本中发现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记物,只能使用WADA认证或批准的实验室结果。对于其他兴奋剂违规,可以通过任何可靠的方式确定与违反兴奋剂规定有关的事实,即法医分析,如指纹或DNA分析可由未经WADA认证或批准的实验室进行,只要其证据可靠。二是降低了反兴奋剂组织在结果偏离中的证明责任,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了“如果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证实出现过违背国际标准或其他反兴奋剂规则的情况,并可能导致阳性检测结果,则出现证明责任转移”,即反兴奋剂组织有责任证实,该偏离并没有导致阳性检测结果。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3.2.3条进一步具体化在哪些情形下出现证明责任转移,而在其他情况下反兴奋剂组织的行为可能会引起合规问题,但不能用作当事人的抗辩。同时对第3.2.3条的释义清楚地表明,在未能通知运动员B样品开启的情况下,反兴奋剂组织可以通过让1名独立观察员见证B样品的开启和分析来证明其并没有导致阳性检测结果,这些修改也沿袭了WADA便捷反兴奋剂组织证明责任的通常作风。三是明确了样品的进一步分析和限制(第6.5条和第6.6条),关于进一步分析样品的条款分为2个部分,若为阳性检测结果,在样本检测结果通知运动员之前,对样品的重复分析没有限制。运动员接到样本检测结果通知后,只有在运动员同意或听证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附加分析。这样做的理由是,出于合理预期,一旦运动员接到样本检测结果的通知后,就不应在听证程序中再对附加的样品分析结果作出回应。如果进一步分析是必要适当的,那么可以在听证机构的主导下进行。若为非阳性检测结果,发起和指导样品采集的反兴奋剂组织或WADA进一步分析无限制。其他有权对运动员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反兴奋剂组织,经发起和指导样品采集的反兴奋剂组织或WADA许可,可对储存的样品进行进一步分析,并负责任何后续的结果管理。

此外也修改了禁止合作违规认定中的证明(第2.10条),禁止合作是指禁止反兴奋剂组织管辖下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在其职业或与体育相关的范围内与因兴奋剂违规而被禁赛或因兴奋剂问题受到刑事、纪律、职业处罚的运动辅助人员合作,自该条款纳入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以来,根据该条认定的兴奋剂违规案件寥寥无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范围内运动辅助人员不计其数,要求反兴奋剂组织必须预先通知非常困难,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虚置的条款。针对这一问题,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进行了修正,消除预先通知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由反兴奋剂组织证明运动员知道运动辅助人员不具备资格,运动员若要抗辩,需证明与运动辅助人员的合作不具有与专业或体育有关,或者该合作无法避免。但该条款还存在适用上的困境,WADA本意是想降低预先通知的义务,但是由反兴奋剂组织证明运动员知道运动辅助人员不具备资格还存在困难,该义务的证明负担过高,反兴奋剂组织缺乏履行的条件,但是如果仅以推定的方式,即推定运动员知道WADA网站上公布的不具备运动辅助人员的名单,则加重了运动员的举证负担。

3  修改和完善兴奋剂违规的罚则

3.1  新增处罚的规定

一是增加了签署方可对其他体育机构进行制裁,当签署方意识到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个成员组织或其他体育机构未能履行反兴奋剂义务时,签署方应对该组织或机构采取适当行动,行动包括将该组织或机构的所有或某些成员排除在今后特定的比赛或在特定时期内比赛之外。该条的措词清楚地表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成员国的纪律处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成员国的纪律处罚可能包括将该国运动员排除在其赛事之外,这主要是为了回应俄罗斯的集体兴奋剂事件,肯定了集体禁赛措施的合法性,将对组织集体兴奋剂事件形成强大威慑,但该条款是否有侵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权利仍然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是对违反临时停赛的处罚加以附加规定(第10.14.3条),不遵守临时停赛不是单独的兴奋剂违规,但关于具体如何制裁,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未明确规定,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增加了一项新的规定,如果运动员在临时停赛期间违反了禁止参赛的规定,则该运动员在临时停赛期间不仅得不到任何积分,而且比赛结果也将被取消,同时运动员最终的禁赛期也不能以临时停赛来折抵。这一改变提升了临时停赛的效力,避免因不同国家和体育项目之间关于临时停赛的规则不同而造成冲突。

3.2  提高处罚的严厉性

一是重新引入“加重情节”的条款(第10.4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根据违规的严重程度和加重情节的性质,有理由施加超过标准处罚的禁赛期限,即在适当的情况下可增加0—2年的禁赛期。这主要是为了加大违纪处罚的威慑力,让游走在兴奋剂边缘的运动员能够“望而却步”。回溯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到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的变化,可以发现增加制裁的严重性和延长禁赛的期限一直是个趋势。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了兴奋剂违规2年的禁赛期限,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了在出现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增加本应适用的禁赛期限。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将兴奋剂违规的禁赛期从2年增加到4年,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再引入加重情节条款,在出现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延长禁赛期限。

二是加大对“共谋”的处罚上限(第10.3.4条),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对违反“共谋”(第2.9条)的禁赛处罚最短为2年,最长为4年,但是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涉及“共谋”的违法行为可能与涉及“管理或企图管理”的违法行为(第2.8条)非常相似,而违反第2.8条的处罚是4年到终身禁赛。为了在某些共谋的处罚中保留一些更大的灵活性,同时为了避免可被视为“管理或企图管理”的严重共谋行为也受到4年处罚上限的争议,共谋的禁赛期限在第10.3.4条进行了修改,改为2年至终身禁赛。

3.3  增加处罚的灵活性

首先增加了关于“滥用毒品”的规定(第10.2.4条),违反兴奋剂规定涉及滥用毒品的,运动员能够证明任何摄入或使用是在赛外发生的,并且与运动表现无关,则禁赛期为3个月,如果运动员成功完成了负责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批准的滥用毒品治疗计划,则禁赛期为1个月。该条款主要是为了回应很多利益相关方反馈的对街头毒品制裁的质疑,尤其是可卡因问题,因为这些毒品的使用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现象,与提高运动成绩的关系微乎其微,运动员持有和使用毒品并不会影响公平竞赛环境,体育组织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证公平竞赛上,对毒品的管制不是体育组织的责任。很多学者也指出,与其花费大量资源就滥用毒品案件的禁赛期限在听证会上唇枪舌战,不如投入到实质影响体育竞赛公平的兴奋剂调查和兴奋剂违规处理上。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采纳了此种观点,规定滥用毒品的禁赛期是3个月,这就不需要为适当的处罚期限举行昂贵的听证会,同时运动员可以通过完成一个毒品治疗计划,将禁赛期限减少到1个月,这也体现了对运动员健康的保护。

二是在逃避、拒绝提交样品收集(第2.3条)或篡改(第2.5条)中增加了制裁的灵活性(第10.3.1条),相比较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对逃避、拒绝提交样品收集或篡改的禁赛期限为4年,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规定了如果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能够确定特殊情况,证明有理由缩短禁赛期,则根据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禁赛期可为24年,如涉及受保护运动员或业余运动员,则根据受保护运动员或业余运动员的过错程度,禁赛期限最长为2年。

三是解决补充剂和其他产品中常见污染物的问题(第10.6.1.2条),在过去的10年中,WADA认可的实验室检测运动员样本中微量违禁物质的能力大大提高。分析灵敏度的提高使得更容易发现故意使用的违禁物质,然而也增加了阳性检测结果可能由补充剂或其他产品的污染引起的可能性。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判例,运动员因产品污染想要获得减少处罚,必须能够识别其使用的导致阳性检测结果的受污染产品,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则,以保护干净运动员的权利。然而,在有些情况下,阳性检测结果涉及的违禁物质含量非常低,在受污染的产品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导致运动员无法具体识别导致阳性检测结果的补充剂或其他产品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减少处罚,这对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威廉希尔体育APPWADC对此作了修改,规定了在违禁物质来源于受污染产品的情况下,视过错程度,处罚为谴责至2年的禁赛。

四是规范了对“受保护者”和“未成年人”的处罚,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对未成年人(18岁以下的人)适用更为灵活的处罚规则,包括1)无需确认违禁物质如何进入运动员身体系统,以从无重大过错或过失规则中获益2)在无重大过错的时候,最低制裁是一种谴责3)不强制性公开披露。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有2个重要的变化,首先,这些适用更灵活处罚规则的“受保护者”范围进一步扩展,也包括那些由于年龄以外的原因而被认定在适用的国家法律框架下为缺乏行为能力的个人。其次,应运动员代表的要求,16岁以上的精英运动员不包括在“受保护者”的定义中,考虑他们作为“未成年人”,将被免除第14.3.2条规定的强制性公开披露。同时也规定了允许对“业余运动员”在处罚上施以更多的灵活性。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反兴奋剂组织不需要测试低水平的业余运动员,如果他们测试并且出现了阳性检测结果,那么适用专业运动员的违规处罚后果同样适用这部分运动员。不过考虑到这些业余运动员并没有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有机会接受反兴奋剂的教育,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业余运动员也可以与“受保护者”一样从灵活的制裁措施中受益。

3.4  改进多次违规的处罚

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改进了多次违规的处罚(第10.9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只有反兴奋剂组织确认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接到第1次违规通知后,或者在反兴奋剂组织已采取合理措施发出该通知后,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再发生违规时,才能认定为第2次兴奋剂违规,否则,多次兴奋剂违规将被合并视为1次单一的初次违规,按较重的那次给予处罚。该条款适用于运动员在同1个兴奋剂周期内2次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不应因第1次和第2次违规而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但如果反兴奋剂组织发现在第1次违规通知之前有更早的兴奋剂违规时,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处理方法,将2次违规一并视为第1次违规,实施2次制裁中较长的那次,其合理性就有待商榷。伴随着近年来进一步加大对旧样品检测结果的回溯分析,该问题愈发突出,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如果反兴奋剂组织能够确定先前未发现的违规行为发生在第1次被处罚的违规行为之前的12个月以上,则后发现的违规行为应作为第1次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在之前发现的违规行为禁赛期之后单独裁决。也就是说,如果运动员因最近的兴奋剂违规被处罚,又被发现12个月前有兴奋剂违规行为,后发现的违规行为可作为独立的违规行为,从而制裁该运动员,但它不视为运动员第2次违规加重处罚(第10.9.3.2条)。

同时在第10.9.1条中,对第2次兴奋剂违规禁赛期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使结果更加相称,而不是过分依赖于2次违规发生的顺序。在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下,如果运动员因第1次违规受到3个月的禁赛处罚,因第2次违规行为将受到4年的禁赛处罚,那么他将因第2次违规行为受到8年的禁赛处罚(第2次违规正常处罚的2倍)。而如果违规行为发生的顺序相反,运动员因第1次违规受到4年的禁赛处罚,因第2次违规行为将受到3个月的禁赛处罚,运动员只会受到2年的处罚(第1次违规处罚的一半和第2次违规处罚的2倍中的较大者),这无法体现处罚的相称性。威廉希尔体育APP的WADC第10.9.1.1条重新规定了第2次违规禁赛期的计算公式,范围为“第1次违规处罚的禁赛期限加上第2次违规处罚的禁赛期限之和”与“第2次违规视为第1次违规处罚的禁赛期2倍”之间。根据该计算公式,在上面描述的第1个例子中禁赛期限的范围是4年零3个月到8年。在上述第2个例子中禁赛期限的范围是6个月到4年零3个月,这使得可以在此裁量范围内对第2次违规实施更相称的禁赛处罚。

3.5  细化了减轻处罚的规定

一是扩大“切实协助发现或证实兴奋剂违规”的范围(第10.7.1.1条),进一步减轻提供切实协助人员的处罚(第10.7.1.2条),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向反兴奋剂组织、刑事机构或专业纪律机构提供与兴奋剂违规有关的切实协助,可能会被暂缓实施禁赛期或其他后果,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扩大了切实协助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导致WADA对签署方、WADA认可的实验室或运动员护照管理部门不遵守条例、国际标准或技术文件提起诉讼”和“经WADA批准,导致刑事机构或纪律机构提出刑事犯罪指控,或除兴奋剂外的其他有违体育诚信行为的指控”,同时增加了“在提供切实协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WADA协商换取避免强制性公开披露”的规定,这有利于鼓励违规人员的切实协助,降低反兴奋剂组织的打击成本,也无形中促进了相关方对WADC的遵守。

二是删除了在面临“逃避或拒绝样本采集或篡改”中立刻承认兴奋剂违规(原10.6.3条)和在反兴奋剂组织指证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的违规行为后,立即承认违规行为的条款(原10.11.2条),这2个条款都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新增结果管理的条款(第10.8条)。新条款分为2部分,第1部分规定如果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被发现可能有违反兴奋剂规定的行为,将面临4年或4年以上禁赛处罚,立即承认兴奋剂违规行为,并在收到兴奋剂违规指控通知后20天内接受给予的禁赛处罚,将获得1年的禁赛期减免。第2部分规定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可通过承认兴奋剂违规,与反兴奋剂组织签订案件和解协议,获得减少禁赛期和将禁赛期开始时间提前的待遇,案件和解协议的签署由WADA和反兴奋剂组织自由裁量,允许减少的处罚不受听证机构决定或审查,不得上诉。这2个部分都为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承认违反兴奋剂规定提供了一些动力,并在不过分从宽的情况下节省了反兴奋剂组织兴奋剂调查和听证的费用。

三是禁止清单变更的非追溯效力(第27.6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明确了禁止清单和与禁止清单上物质有关的技术文件不得追溯适用。有一个例外是当违禁物质被从禁止清单中删除时,由于该违禁物质而正处于禁赛期的运动员,可以向实施制裁的反兴奋剂组织提出,鉴于该物质已从禁止清单中删除,申请减少禁赛期,体现“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四是修改了不可归因于运动员或其他人延误的禁赛期间起算(第10.13.1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中的第10.11.1条规定了如在听证过程中或兴奋剂管制的其他方面出现了不可归责于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的实质性延误,实施处罚的机构可将禁赛期的起始日提前到样本采集之日,或自最近发生的另一兴奋剂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算。但该条款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主要在于举证责任的含糊不清。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对此作了明确,确定延误不可归咎于运动员或其他人的举证责任在于运动员或其他人,并补充了一项释义,在涉及长时间调查的案件中,特别是在运动员或其他人采取明确行动避免侦查的情况下,该条款提供的禁赛期起算时间的灵活性不应被适用。

4  修改完善兴奋剂处罚的救济与执行

4.1  规定更严格的公平听证标准

在结果管理中,为运动员或其他人提供及时、公平和公正的听证机会是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第1款的要求,也是国际法普遍接受的原则。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规定了公平听证的要求,但该条款下“公平听证小组”要求并没有得到所有签署方的遵守,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工作人员同时参与兴奋剂调查、指控兴奋剂违规、参加兴奋剂违规听证,导致“公平听证”在实践中遭到很多利益相关方的质疑。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回应了此项质疑,增加了听证小组“业务独立性”的要求(第8.1条),要求听证小组与案件的调查、处罚决定的变更以及案件的仲裁、诉讼部门相互独立,最大程度地保障运动员正当程序的权利。

4.2  明确兴奋剂处罚的上诉审查范围

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13.1.1条明确了上诉审查的范围。在上诉案件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第1次听证会上未提出的证据、法律论点和主张,只要他们是由第1次听证会上同一诉讼事由或者大致相同的事实、情形引起的,在第13.1.1条释义中增加了1个例子,以进一步说明“基于相同的基本事实,可以在上诉时提出不同的兴奋剂违规指控”的观点。例如运动员在初次听证会上仅被指控犯有篡改行为,但同样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共谋,上诉方可在上诉程序中对该运动员提起篡改和共谋的指控,但这可能会违反运动员的合理预期,使得运动员在上诉程序中无法及时制定有效的辩护策略。此外,修改了涉及国家级运动员的上诉(第13.2.2条),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国家级运动员的上诉通常由国家级上诉机构审理,而不是由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审理,本条款的修改明确了如果国家级上诉机构的机构设置不公平公正或者在业务上不独立,运动员或者其他人有权向CAS提出上诉。

4.3  可灵活执行公开披露

根据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在做出最终上诉决定或这一上诉被放弃,或放弃听证,或已宣布的违规未受到及时质疑的情况下,负责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必须在20天内公布该兴奋剂事件的处理结果,包括运动项目、违反兴奋剂规则、违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的姓名、使用的违禁物质或禁用方法以及处理后果。但随着各国数据保护的日益严苛,考虑到公开披露可能违反部分国家法律,增加了对第14.3.2条的释义,以明确在国家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未根据第14.3.2条进行公开披露不被视为违反条例,这也体现了大数据时代对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尊重。

4.4  完善处罚的约束力

在反兴奋剂活动中,推进相关国际组织的职能和兴奋剂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避免各自为战也是重要的任务。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15条规定,除了重大赛事组织方(Major Event Organization,简称MEO)的决定外,所有签署方的反兴奋剂组织的结果管理决定在全世界所有体育运动中自动得到认可,同时对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未予明确的临时停赛相互承认予以明确,规定所有临时停赛决定对其他签署方具有约束力。同时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增加了第7.5.1条,以明确反兴奋剂组织不得将其决定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或体育项目。这主要是针对当下一些反兴奋剂组织对他们的决定作了限定,其他组织必须重启自己的程序来宣布某些运动员没有参赛资格。从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7.5.1条连同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第15条可以看出,签署方可在世界范围内对所有体育项目施加影响,而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对于MEO的结果管理决定有例外情况,当运动员对MEO的决定提出上诉的唯一机会是通过赛会快速程序时,这些决定的影响不超过主要赛事的范围。此外还规定了WADA有权要求反兴奋剂组织进行结果管理(第7.1.5条),在反兴奋剂活动中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拥有结果管理权的反兴奋剂组织拒绝进行结果管理。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明确了如果反兴奋剂组织拒绝在WADA规定的合理期限内进行结果管理,则该拒绝应视为违反条例的行为,WADA可指示另1个具有结果管理权的反兴奋剂组织进行结果管理,其结果管理费用和律师费由拒绝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承担,拒绝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拒绝承担费用也视为违规行为。

5  结语

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吸收了近些年来反兴奋剂斗争的经验,回应了诸多反兴奋剂实践中的争议问题。从条款内容变化来看,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进一步凸显了运动员权利保护,不仅在基本原则部分纳入运动员权利,也将运动员权利保护贯穿于整个WADC之中,特别是将非典型结果的实验室报告扩展到内源性物质以外,规范减轻处罚,规定更严格的公平听证标准等,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上都体现了对运动员权利的重视,也进一步体现了遵从处罚相称性的原则,特别是改进多次违规的处罚,增加处罚的灵活性。但也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条款定义方面,何种情况属于“加重情节”未予明确,何为“善意举报”也尚待解释。总体来说,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较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应充分肯定修改内容,积极按照其规定完善我国反兴奋剂的政策和法规。

——摘自:徐伟康,威廉希尔体育APP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的修改评述——基于与威廉希尔体育APP版WADC条款的对比——《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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